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赶超战略论析——以“一五”时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为中心的考察

“一五”时期,为能够快速有效地实现强国、自立的目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是非常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与此同时,它还产生了巨大成效,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缩短了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站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全面深入总结这一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对我们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再评价

“一五”时期新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这一战略既是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也是一个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恶劣的国际环境、重工业的基础性作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以及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最终使新中国的领导层放弃了优先发展轻工业而转向重工业优先发展。“一五”时期实行这一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为“一五”后的经济建设所遭受的挫折埋下了隐患。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原因

建国初期 ,我国工业化选择了优先发展工业战略 ,选择这一战略的原因是为了保障国家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工业十分落后的面貌 ,苏联工业化道路成功的示范效应 ,受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的影响。“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我国选择优先发展工业战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是正确的 。

论“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一五”时期新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这一战略在 1 95 2年 7月至 8月已基本确立。受苏联工业化战略的影响、为了改变旧中国重工业落后的状况、受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是新中国选择这一战略的原因。“一五”时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社会主义改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选择了苏联创造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适应，就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落后的重工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重工业又决定了国家的国防力量。没有发达的重工业，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就要挨打受欺辱，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得到的惨痛教训。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确定为工业化的重中之重。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当时资金极度匮乏的条件下．

“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化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原因探析

“一五”时期,我国工业化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选择这一战略的原因是为了保障国家政治独立和国防安全,尽快改变我国工业十分落后的面貌。事实证明我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符合中国国情,十分必要。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证明,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在静态框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城市就业水平降低;由于城市吸纳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工资水平下降,城乡工资差距拉大;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就业越少,城市化水平越低,城乡工资差距越大。在动态框架下,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导致更慢的城市化进程和更持久的城乡工资差距;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化进程越慢,城乡工资差距缩小越慢。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消费不平等——来自中国的证据

理论研究表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差距扩大。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4年27个省级面板数据对该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赶超程度越大,城乡消费差距越大。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不支持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市场化和经济开放等经济转型因素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政府干预导致中国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农业生产支持程度和农业贷款对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影响不稳定。本文的主要结论对模型设定是稳健的。

外部性与重工业优先发展

本文建立了一个最终品种类和中间品种类均为内生决定的动态模型,同时考虑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通过比较分散经济下和社会计划者经济下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分析私人对重工业投资是否不足,以此来考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否合理。由于生产方式越迂回,生产效率越高,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和正的金融外部性;由于消费者偏好多样性,轻工业投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始终超过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所以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如果不考虑补贴造成的扭曲效应,需要一直对重工业投资进行补贴,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轻工业投资的外部性和重工业投资的外部性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应该越来越小。

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

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中国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基于“两个不能否定”深化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认识

以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历史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精神为指导,深化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认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优先解决国家安全保障,并奠定进一步发展基础的正确抉择;内生人口规模与素质,为中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单体潜力最大的生产与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是当时'撸起袖子加油干',发展内生比较优势的一次伟大实践。它对当今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有外生比较优势的产业要不断发展,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通过培育内生比较优势加快发展。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历程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探讨为何要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现代史研究绕不开的议题。尽管众多学者给出了诸多原因,但却总有模糊笼统、不够透彻之感。究其缘由主要在于未能结合“一边倒”政策之时空背景。此外,对于“先重后轻”与“先轻后重”两种战略和重工业发展的民用军用方向的比较研究也略显不足。为此,本文将从“一边倒”历程的阶段性探究出发,来解读该战略的阶段性内涵,并在比较研究中评析相关理由,力图从历史逻辑上展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意义与本质所在,并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价值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农民迁徙权的变迁

迁徙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但迁徙权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法律规定,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迁徙权得到明确但短暂的法律确认和切实的制度保障,但同时,中国确立并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导致了农民迁徙权受限,再加上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乃至决裂的影响,使得农民迁徙权经历了从短暂实现到逐步受限并最终在事实上完全失去的曲折过程。直至改革开放后,农民迁徙权才逐步得以恢复。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大学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双向关系。“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会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和进程,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而且确实经常导致大学制度变迁。

我国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沿革及启示

我国的工业化经历了三个变革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阶段;各产业协调发展、突出科技作用的战略阶段;党的十六大以后的新型工业化战略阶段。这一历史沿革表明,工业化战略选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必须符合世界政治、经济、技术环境,必须重视科技的作用。

国史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有始终一贯的思想路线、高度一致的奋斗目标、相互衔接的发展战略,因而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不能相互否定。本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不能否定”的精神,深化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认识。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再认识

对改革开放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它违背了中国当时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格局,正因如此,不得不依靠中央计划扭曲要素价格为重工业发展提供廉价资源,不得不依靠统购统销集中全社会资源支持重工业发展,而这又需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微观基础来支撑,由此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基于历史投入产出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基于古典多部门分析框架,本文在新编制的中国1957—1973年历史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研究了重工业基础对轻工业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工业基础没有改变轻工业技术演进的方向,但对轻工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分解结果表明,1957—1992年的技术效率变化中,1957—1973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34.3%,1973—1987年重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14.1%,而1973—1987年轻工业技术系数变化贡献了55.8%。对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对技术效率提升有一定作用,但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两次发展战略及制度安排的比较与启示

本文在林毅夫对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传统经济体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国企脱困服务战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问题;并对两次发展战略从七个方面作了对比;最后从诱致型和强制型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了证券市场制度安排的低效所在,并对今后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基础工业和脱离贫困陷阱

为什么同中国起点类似的国家长期陷入贫困陷阱而中国脱离贫困陷阱?论文首先建立一个包括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基础工业和预期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对摆脱贫困陷阱的作用。研究表明,一国经济是陷入贫困陷阱还是迈向高水平均衡同基础工业发展有关,而均衡的最终状态则取决于预期。新中国刚成立时对未来的工业化进程持有乐观的预期,通过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工业,从而有助于更早地启动工业化进程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最终脱离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