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势证据的内涵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将盖然性的优势证据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本文试从二个方面揭示优势证据的内涵 :优势证据体现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针对西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把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两大法系的标准进行比较,表明我国民事诉讼“明显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价值与不足,并就其完善提出建议。

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优势证据的概念被引入到民事审判的实践中来，优势证据的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标准，逐渐为广大的审判人员所接受。但对优势证据证明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on a 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概念的理解，掌握上尚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行政优势证据的认定与证明标准

"压线行驶""违法鸣笛""违章掉头"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屡见不鲜。受制于违章行为的瞬时性,监控数量和技术的滞后性,行政主体只有执法人员的个人陈述,形成双方"一对一"证据的尴尬局面。法院率先以行政优势证据出发,调整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拿捏比例原则,权衡行政主体的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建立一套单独的行政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行政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的程度应该大于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明规则"百分之五十一的要求,小于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以此达到法官所要求的"量度"和"质度"的证明要求。

优势证据确认规则在审查逮捕中的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优势证据”源自英美法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这一概念被引入到民事审判的实践中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明显优势证据”标准，即在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时，

优势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通过对10个行政诉讼案例的实证分析,可以观察到我国行政诉讼对优势证据规则适用的大致状况。在行政诉讼中,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主要应适用在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行政裁决案件、行政机关采取临时保全措施的案件以及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

优势证据规则解析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事实主张负担举证责任已成为一项基本诉讼原则。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一旦确定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证据必须达到何种程度，事实的真伪不明的状态才算被打破?提供证据的负担才能够解除?败诉的危险才不至于从可能转化为现实?这些都取决于对证明标准的合理界定。

优势证据确认规则在审查逮捕中的运用

刑事证据规则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尤其是近几年以来,随着一些因证据问题而造成的如余祥林、李久明等错案的不断暴露,更加反映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理论研究和立法上的不足对司法实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之一,法律对审查逮捕的要求越来越高.正确运用逮捕权最基本的要求是准确把握逮捕的证据标准,在审查逮捕中引入优势证据确认规则有其实践价值,体现了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

审判过程中采用优势证据规则的若干问题

优势证据规则借鉴于国外,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设计来完善中国优势证据规则实施上的不足:一是在普通程序中采用优势证据规则;二是公开心证过程。

优势证据:呼唤伪证败诉制度

草拟中的《民事证据法》确立的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在调动当事人举证积极性同时,也易导致更多的伪证行为。因此,建立伪证败诉制度以加强对当事人举证行为规制、防止当事人举证权滥用,有其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法律上亦有可行性,文章就该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差别证明要求与优势证据证明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法官,证明要求都是一个既重要又实际的问题。对于当事人来说,只有了解了证明要求,才不致于因对证明要求估计过低而在证据明显不足时贸然提起诉讼,同时也不致因对证明要求估计过高而在证据已具备的情况下不敢起诉。某一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一旦确定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证据必须达到何种程度,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才算被打破?举证的负担才能够解除?

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构成及适用——以廖宗荣案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期刊载的"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运用的"优势证据"标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这一案例为分析样本,通过对判决主文的剖析,希冀从中提炼出"优势证据"的若干构成要件;并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对比,以期发现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语境中的适用前提。分析显示,公报案例中的"优势证据"暗含了三个构成要件,分别为身份要件、真实要件、关系要件;而数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揭示,公报案例中的"优势证据"只适用于一对一证据的情境。

工伤认定案件中的优势证据标准研究

南通龙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南通市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案判决中表明,工伤认定案件中的优势证据标准是行政诉讼案件中优势证据标准的具体化类型之一,所谓优势证据标准,就是法官经过庭审、质证等方式综合分析比对原被告所提出的证据,判断优势程度的基础上,选择可信度高的、盖然性、说服力占优势的一方当事人的诉求得以支持的一种证明标准。工伤认定案件中优势证据标准的适用仅限两个特殊要件:一是特殊身份要件,二是特殊待证事实要件。特殊身份要件指向受伤职工,在适用优势证据标准的证明过程中,受伤职工为初步举证方,此要件是为了在保证证据证明力的条件下,最大限度降低受伤职工的证明标准而设立。特殊待证事实要件指向受伤职工就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遭受到事故伤害的事项进行证明。针对受伤职工就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提出的证据,只要客观真实且盖然性高于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盖然性,就应当认定职工完成了举证责任,若双方都无直接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受伤职工应当具有证据优势。该类型判决书对法律的理解,使相关条文更加具体化,同时也为工伤认定类案件提供了具有一定判例属性的方向。

如何在数份证据材料中确定优势证据

一、基本案情申诉人：宁波东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集团）被申诉人：宁波市江东横通五交化经营部（以下简称横通经营部）2000年11月27日,东亚集团与宁波市江厦桥五 金水道螺丝商店（以下简称螺丝商店）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东亚集团将其所有的江东北路84号-98号等8间房屋租赁给螺丝商店，期限自2000年12月30日起至2005年12月29日止。其间，螺丝商店经东亚集团许可将承租的84号和86号两间房屋转租给横通经营部。2002年7月31日，东亚集团与螺丝商店又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原租房协议当日终止。

没有亲子鉴定 能否凭优势证据确定亲子关系

法官： 6年前，我和有妇之夫刘某同居怀孕并生育一子。孩子出生后，刘某承诺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400元，并立下抚养协议，但协议中没有写明孩子与刘某的亲子关系。开头几年，刘某遵守诺言，每月都按时将抚养费交到我手中，双方相安无亨。一年前，刘某突然中断了抚养费的给付，我前往索讨，刘某不仅予以拒绝，还矢口否认与孩子的父子关系，并拒绝做亲子鉴定。刘某是孩子的父亲，他应当负担孩子的抚养费，这我心里清楚，但在刘某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凭一份抚养协议能否打赢官司？

优势证据锁定,拒做亲子鉴定也难逃

私生子出生后，其生父人间蒸发，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苦苦寻找其父，历尽艰辛。后来，无奈的母亲伤心地走上法庭，那个男人为了逃避责任，竞矢口否认孩子是他的，并拒绝做亲子鉴定。最终，湖南省芷江县法院的法官运用优势证据规则，确定了父子关系，审结了这起私生子索讨抚养费的案件。

不做亲子鉴定,能否凭优势证据确定亲子关系

正问:6年前,我和有妇之夫刘某同居怀孕并生育一子。孩子出生后,刘某承诺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400元,并与我签了一份抚养协议,但协议中没有写明孩子与刘某的亲子关系。头几年,刘某遵守诺言,每月都按时将抚养费交到我手中。一年前,刘某突然中断了抚养费的给付。我前往索讨,刘某不仅予以拒绝。

“优势证据”扳倒“物权至上”

房屋登记的产权人明明是友人夫妻,却非要说是自己出资以朋友夫妻名义购买的不可,要求主张对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在＂物权至上＂的今天,凭手中仅有的证据,能否讨回房屋？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权利主张人却偏偏不服输,打了一场不可为而为之的官司。而本案的发生,也为那些规避房地产住房信贷政策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辩护方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时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但是对于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证明标准过高,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困难,或是证明标准过低,非法证据排除滥用的情况出现。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提供线索和材料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其所应达到的标准,以更好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