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优势证据的概念被引入到民事审判的实践中来，优势证据的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标准，逐渐为广大的审判人员所接受。但对优势证据证明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on a 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概念的理解，掌握上尚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差别证明要求与优势证据证明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法官,证明要求都是一个既重要又实际的问题。对于当事人来说,只有了解了证明要求,才不致于因对证明要求估计过低而在证据明显不足时贸然提起诉讼,同时也不致因对证明要求估计过高而在证据已具备的情况下不敢起诉。某一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一旦确定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证据必须达到何种程度,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才算被打破?举证的负担才能够解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辩护方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时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但是对于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证明标准过高,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困难,或是证明标准过低,非法证据排除滥用的情况出现。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提供线索和材料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其所应达到的标准,以更好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又可分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人们认识事物常态和现阶段的法律状况等因素,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过程中有些事项需要予以注意。

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

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民事案件证明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民事案件证明中一个既重要又深奥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或者说人们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出现误差在所难免，所以研究认识论问题就是要探索在此认识过程中合理分配误差的最佳方法。本文作者在分析民事案件证明中认识论的难题之后，探讨了不同认识方法的性质和特点，研究了陪审团作出裁定的思维性质和特征，考察了法官指示对陪审团评议的影响及其原因，并针对美国民事案件的审判制度和证明规则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