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优势证据的概念被引入到民事审判的实践中来，优势证据的证明作为一种证明标准，逐渐为广大的审判人员所接受。但对优势证据证明标准(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on a preponderance of probability)概念的理解，掌握上尚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思考

对于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界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观点。有主张采用大陆法系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亦有主张采用英美法系的优势证明标准,甚至还有主张采用多层次、多种类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正当性基础以及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状况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了当前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若干意见。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完善之探讨

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问题是证据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三个诉讼法统一实行的一元论的证明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介绍了西方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标准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方案。

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辩护方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时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但是对于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证明标准过高,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困难,或是证明标准过低,非法证据排除滥用的情况出现。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提供线索和材料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其所应达到的标准,以更好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

略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打击刑事犯罪过程中，公检法三家常常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及相互扯皮现象，根源就在于在证据证明标准上认识及把握的不同，如果在证据证明标准问题上能够统一认识，对于更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论证刑事犯罪诉讼证据的概念和本质入手，对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及其运用作一探讨，以期有益于建立更加科学、更加实用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中重要而又难以把握的问题。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又可分为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人们认识事物常态和现阶段的法律状况等因素,认为我国民事案件应该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过程中有些事项需要予以注意。

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

民事排除合理怀疑的本土解读与适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展开

“排除合理怀疑”是刑事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但是《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赠与等民事行为也规定适用该标准。实务经验表明,该类民事待证事实适用较高证明标准有助于维护私法秩序稳定。在证明度层面,由于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能力要求以及证明模式适用的差异,我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显著低于刑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其准确内涵更为接近清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适用方式层面,我国民事排除合理怀疑可被划分为单一证据排疑模式、要件事实排疑模式以及辩论全意旨排疑模式,但不同模式仍应共同遵循自由心证逻辑、合理性标准以及排疑启动程序的规制。

差别证明要求与优势证据证明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对于法官,证明要求都是一个既重要又实际的问题。对于当事人来说,只有了解了证明要求,才不致于因对证明要求估计过低而在证据明显不足时贸然提起诉讼,同时也不致因对证明要求估计过高而在证据已具备的情况下不敢起诉。某一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一旦确定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证据必须达到何种程度,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才算被打破?举证的负担才能够解除?

刑事对物诉讼视角下我国第三人没收理论的完善

对物之诉与对人之诉的区分实现了刑事诉讼的任务从单一的定罪、量刑到处理“人的问题”和“物的问题”的分野。司法解释对第三人追缴进行了规定,但存在未区分没收与追缴、第三人的参与权与异议权保障不完善、审判阶段是否能够对第三人没收不明确、善意取得证明规则不够细致等问题。应当立足刑事一体化的视角,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第三人没收制度,并完善现有第三人的类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第三人互相独立和第三人同时构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种情况,应当视具体情形决定没收的依据。程序规则方面,第三人没收应适用优势证明标准,由检察机关对没收的主张承担证明责任,但第三人应当对自己构成善意取得承担证明责任;应通过相对独立的围绕涉案财物的质证认证程序保障第三人在庭审中的诉讼参与权和异议权;第三人没收同样适用于特别程序。未来可逐步建立独立的第三人没收程序。

论图片著作权人举证责任

作为知识产权,著作权相比之专利权和商标权,其保护状况更加难以尽如人意。随着数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著作权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本文从两个结果相反的案例出发,从图片这一作品角度入手,从著作权的特点和著作权保护制度入手,分析网络环境下,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从著作权保护的立法精神出发,就图片著作权纠纷中双方的举证责任进行合理分配。并就图片著作权纠纷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民事诉讼优势证明原则的应用进行探讨,提出个人拙见。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证明责任的重构

优势证据标准通常被认为是0.5的绝对概率阈值,本文认为这种证据标准的绝对定性是错误的。文章并没有集中于绝对阈值,而是将优势证据标准重构为一种概率比,并阐明这样做是如何解决与证据概率理论相关的很多经典问题的。使用概率比去解决所谓的结合悖论,同时在贝叶斯视角下发展概率检验标准去进一步解释蓝色巴士问题或者其他与统计证据有关的难题。本文将证据的概率理论与最近倡导的溯因推理模型(最佳解释推理)相协调,修补了当前证据学界的争议裂痕。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本文简要介绍了证明标准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通过对比国内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一步了解我国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意义和价值,使其能在行政案件审理中起到一定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民事案件证明的认识论

认识论是民事案件证明中一个既重要又深奥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发生在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或者说人们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出现误差在所难免，所以研究认识论问题就是要探索在此认识过程中合理分配误差的最佳方法。本文作者在分析民事案件证明中认识论的难题之后，探讨了不同认识方法的性质和特点，研究了陪审团作出裁定的思维性质和特征，考察了法官指示对陪审团评议的影响及其原因，并针对美国民事案件的审判制度和证明规则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设想。

故意发出错误通知构成恶意投诉

【裁判要旨】经营者在电商平台上发出投诉时,应该遵守诚实守信原则。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用其优势证明地位,故意向电商平台发出错误通知以制止被投诉人对其知识产权的侵害,即使投诉人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权,仍属恶意投诉,构成不正当竞争。

食源性兴奋剂违规案件中无重大过错与无过错认定标准的区别

在食源性兴奋剂违规案件中,运动员因摄食相关食品或药品导致阳性检测结果时,都会主张无重大过错或无过错从而争取减少甚至免除禁赛处罚。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庭对于无重大过错或无过错的不同认定,会对运动员的处罚造成重大影响。然而CAS仲裁庭对于无重大过错与无过错认定的标准却并不明确。早期CAS仲裁庭曾在西利科(Cilic)案中对无重大过错与无过错的认定以及量刑提出了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2项实体性标准要求,这2项标准应当得到肯定和坚持。客观标准包括考察当事人尽到注意义务的程度与满足合理期待的程度,主观标准是指根据当事人自身条件及能力考察能够阻却过错成立的程度。此外,CAS仲裁庭用于支持运动员主张时所采用的程序性要素标准——优势证明标准,也发挥着相应的作用。这3项标准的适用对CAS仲裁庭以及运动员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