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清皇室与《优待条件》的入宪

《优待条件》形成于辛亥革命时期,对逊清皇室具有重要意义,是其政治特权、经济生活的重要保障。民国初年,《优待条件》遭遇危机。为了给《优待条件》提供安全保障,逊清皇室借助民国制宪之机,积极运作《优待条件》的入宪,但由于民国政局混乱,最终功败垂成。逊清皇室的努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优待条件》做了宣传,彰显了其法律地位。不过,《优待条件》入宪是一次执行的错位,面对乱局,即使入宪成功,亦不能为其提供所需的保障。

“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

北京政变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在胡适及摄阁支持者之间引发一场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之争,留下诸多法史悬疑。结合史实与法理分析可知,优待条件是民、清双方商订的双边法政协议,非如论争一方及后来学者所言,仅系民国施与逊清皇帝的片面恩惠,可单方修改。就协议执行而言,清室固常爽约,但条件本身含混不清,易生歧义,亦有以致之,而指责清室违约的民国方面也长期违约欠款。至于条件修改,不仅摄阁所提诸如清帝复辟应负刑责及清室未履约移宫一类理由难尽成立,修改手续也成问题。根本上言,在不敢承认所为系"革命"事实上也不具"革命"含义因而问题已被当事人纳入既有法律框架内认知的前提下,摄阁的成立本身已不被认为"合法"。行为主体既非"合法"产生,修改优待条件自然谈不上有法律依据。

溥仪出宫与北京知识界: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在1924年的"溥仪出宫"事件中,胡适以新派领袖的身份发表意见,同情溥仪,激烈反对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称驱逐溥仪出宫之举为"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溥仪出宫"事件的合法性问题,牵涉到道义、法理、政治三个层面,不同的声音自然与各人所处的位置和立场有关,也牵涉到人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和"民国"构成因素的不同看法。我们只有将胡适的观点置于与各方观点交锋的历史现场及其自身思想前后变化的轨迹中,才能比较深入地理解溥仪出宫事件和胡适的思想与性格。

“拮据”的“皇帝”婚礼——民国媒体眼中的溥仪婚礼

1922年12月1日溥仪举行大婚典礼,当时媒体对此事大肆渲染,一时"宣统大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媒体对于结婚当天情形的报道很多,可是舆论只看到光彩的表面,很少有人了解到"拮据"的溥仪筹钱的辛酸,他向民国政府讨要积欠多年的"优待费",变卖历朝遗物宝物,通过别人救济等来筹集婚礼费。作为一个"皇帝",这应该是溥仪的不幸,可是他应该认识清楚当今的局势,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他已经不是锦衣玉食的皇族,现在应该丢掉"皇帝"的外衣,安心做一个民国的公民。

溥仪大婚中的民国角色

溥仪大婚是民国初年的一件大事,它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各方人士的态度与目的不尽相同,而其中前清遗老与驻华使臣的动向引起了民国政府的关注。民国政府加强了对溥仪大婚的监督,使其控制在民国许可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优待条件的存在令民国政府还充当了其大婚经费的承担者与秩序维护者的角色。而民国政要与前清王朝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也成为了溥仪大婚的积极的参与者。因此,民国政府的参与是溥仪大婚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但民国政府监管的不力,令溥仪大婚中背离民国潮流的行为得到凸显,以致废除优待条件的呼声不断。这加剧了皇室的困境。

寻回圆明园

圆明园劫后劫大车一辆一辆,鱼贯而入,径直前往圆明园文源阁。数十名士兵,合力把那里的太湖石,一件件搬运上车,扬长而去。圆明园内数名太监试图阻拦,但寡不敌众。总管太监王和喜,匆忙写了一封慕文,立即命人一路小跑送往内务府。这是发生在1921年秋的一幕。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圆明园仍是逊清皇室的私产,由太监率领园户看护,同时也受民国政府保护。

“私产”抑或“国宝”：民国初年清室古物的处置与保存

晚清以降,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作为王朝统治合法性象征的皇室收藏开始大量流失。原本秘不示人、属于皇帝私人所有的内府古物,其命运反因此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受到士人的关注。民国成立后,政府着手建立博物馆以容纳清室收藏,热河和奉天行宫的古物被移运至古物陈列所,由于《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原有私产受民国政府保护,这些古物及紫禁城内府所藏古物仍被视为清室所有。一方面清室为维持庞大的日常开销而任意变卖或抵押古物,另一方面呼吁将这些古物收归国有的舆论声音日渐高涨。在民国初年动荡的政治形势中,各方力量以不同方式介入清室古物的争夺和处置之中。最终通过1924年的北京政变和次年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才将清室古物确立为现代国家的文化遗产。清室古物"国有化"的漫长进程表明,现代国家话语和观念落实为博物馆这一制度性的机构,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经由一系列复杂和微妙的机制才得以实现。

1925年前古物陈列所的属性与专职人员构成——纪念古物陈列所成立100周年

民国成立后,恰逢国内有《清室优待条件》为法律依据,外国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热河和奉天行宫的古物被移运至故宫,前朝武英殿、文华殿辟为古物陈列所。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正式宣告成立。然而,由于《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原有私产受民国政府保护,这些古物及紫禁城内府所藏古物仍被视为清室所有,清室古物作为清室'原有之私产'的地位亦被各方承认。'各物原于辽热运取到京时,均经内务部清皇室各派专员按册验收并加签注',这一事实也促使皇家收藏以'和平'的赎买方式向公众财产转移,但是,由于财力紧缺,民国政府不能当即支付购买款项,这些宝藏遂暂被当作民国借自皇室的债款,直到民国财力允许彻底支付时为止。同时,内务部作为《清室优待条件》的重要执行机构,与清室保持有特殊关系,它又是古物陈列所的管理者,由内务部管理古物陈列所本身就削弱了其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功能。古物陈列所的人员多清室与北洋政府的遗老遗少,以至几乎在古物陈列所古物编目的每个环节,都有清室人员参与。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论逊帝溥仪的公众形象

民国初年,尤其是在隆裕太后逝世之后,逊清皇室利用报刊媒介,积极宣扬溥仪的聪明勤奋、爱好西学、抵制复辟行为,将其正面的形象展现给公众。但至溥仪成年之后,清宫及逊帝溥仪却依然为旧臣赐谥,公然拍卖宫中文物,且有背叛民国的行为。这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并最终导致皇室的空前孤立,为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其实,新闻媒体对皇室与溥仪的观感有一个变化过程。皇室与社会媒体对于溥仪公众形象定位的不同,是皇室与媒体矛盾的根源所在,并对皇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

1924年11月初,清室被国民军驱逐出故宫。尽管遗老为恢复优待条件而奔走,同情于清室的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也试图施以援手,但直到北京政府覆灭,溥仪一直没能重回紫禁城。国民军对北京的有效控制是遏制恢复优待条件的重要保证。在诸势力的互动过程中,社会舆论愈发激进,时人倾向于把"共和"与"复辟"看作非此即彼的两端,并将恢复1924年11月前原状的努力等同于谋求复辟;1925年夏天"复辟文献"的发现使这一逻辑看上去获得了实证材料的支持,以至于1926年国民军出京之后,同情清室的北洋实力派为了避复辟之嫌,同情一直未能转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