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优绩主义科研评价的逻辑基础、伦理风险与价值选择

优绩主义科研评价始终包含着对个人努力和奋斗的鼓励,在优绩至上的制度氛围里,所有人都沉浸在依靠自身既有能力和持续努力来改变当下现状的“积极生活”当中。优绩主义科研评价通过唯才是举的正义承诺、最大效益的效率承诺和成功人生的价值承诺成为支配性的科研评价制度。然而,赋予优绩主义科研评价正当性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其问题的根源。科研目的上的功利主义、生存方式上的竞争主义,以及学术文化上的等级主义令优绩主义科研评价无法兑现其原初的承诺,它导致科研与学术的日渐疏离,使科研活动沦为“输赢”游戏,更使学者群体出现等级分化。优绩主义科研评价遵从的是市场的逻辑,而非学术的逻辑。走出优绩主义困境,首先要通过超越技术化的管理主义,完成大学学术文化的回归;其次要通过摈弃畸形的成功主义伦理学,实现学者学术精神的回归;最后要通过打破优绩至上的评价原则,实现学术本体价值的回归。

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下高校学生评价中优绩主义的超越

优绩主义通过有效数据抉择出赢家与输家,形成优绩至上的高校学生评价理念。在不断的过度竞争中造成学生重知轻德、重智轻能,伴随个人主义盛行,放大了学生的自我责任,造成学生道德情感上的扭曲与公共价值观的缺失,导致学生的发展难以整全。基于公共利益价值取向,高校学生评价的发展需要跳出唯数据论,坚持以人为本,淡化绝对输赢,减少优绩主义带来的竞争暴政,重塑高校学生评价发展观。

985学子焦虑:优绩主义与社会结构下的精英困境

从优绩主义理论视角出发,整体性地反思985学子焦虑现象的社会心理与深层机制。根据访谈对象的生命自述,深入剖析功绩主义理念下的自我规训与自我剥削、985高校内部的分层与流动、优绩主义承诺下的希望、努力与落空等各个层面。高校隐形的优绩主义新包装、多元而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985标签的光环与负担、“上”与“下”的隐忧与动力、优绩主义的承诺与失效、普遍性社会结构与985学子焦虑的关联等诸多问题,揭示了985学子焦虑现象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与重视。我们希望通过深描,讲述优绩主义盛行时代中国精英学子的生命故事及其情感认知,并在“理解他人的理解”中观照写作者自身的生活世界,达到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历史、与世界的沟通与和解。

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

优绩主义陷阱实质是个人主义归因偏误:以“能力+努力=成功”掩盖出身和运气的影响。其在西方制造出“精英的傲慢”和“底层的怨恨”,最终导致社会撕裂。在中国,高考作为典型的优绩制,学生们对高考分层的归因能够体现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情境中的表现。通过比较城市籍精英学子和农村籍二本学生这两类群体在归因自己和对方的高考结果时所运用的图式,本研究发现,“上下有别”的归因现象虽部分印证了优绩主义陷阱的理论假设,但是“谦虚”心理可能部分缓解了“精英的傲慢”;不同于西方的是,两类群体都持有“先赋应得”观念:认为天赋、出身等作为非个体可控的因素,是不置可否的或者具有正当性的。“先赋应得”观念与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反应得”原则不同,它反而和优绩主义形成强功能关系,缓冲了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可能产生的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后果,然而它也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陷阱。鉴于此,应将优绩主义嵌入中国情境中进行分析,而非“脱嵌”地迁移现有理论进行解释。

超越优绩的困境: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与修正

优绩主义旨在建立一个以优绩为中心的社会,它承诺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繁荣和美好的。然而优绩主义自身的主张决定了它实现不了自身的理想。随着优绩主义的社会践行,它所带来的弊端逐渐显露,近年来成为政治哲学家思考的热点话题。由于优绩主义的历史功绩,政治哲学家们并不愿意完全舍弃优绩主义,因此寻找一系列克服优绩主义困境的方案。然而这些政治哲学家只是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进行思考,并只是从实践层面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所以这些政治哲学家的方案缺乏系统性,也很少系统地触及到优绩主义的原则本身,而这些方案本身也存在着缺陷。尝试将优绩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从理论的层面对优绩主义的核心主张进行系统思考,从理论上克服优绩主义的困境,是解决优绩主义困境的另一途径。通过对优绩主义核心主张的修正,我们得出了一种温和优绩主义理论,这种优绩主义理论能够克服优绩主义以往的困境,并为研究者推进优绩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新起点。

论桑德尔“反优绩主义”中的错误以及罗尔斯的方案

优绩主义被视作当代社会最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和文化信条之一,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桑德尔推进了对优绩主义的既有批评,认为优绩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内含的一种“成功伦理学”,精英阶层视自己的成就为应得,进而催生傲慢,导致了败者的怨恨,破坏了社会团结,使得寻求共同善的政治成为不可能。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挑战“精英的自满”,不能祛除傲慢与怨恨的优绩主义式的心理结构,因而无法彻底克服优绩主义。在此基础上,桑德尔提出了他遏制自满、平息怨恨的反优绩主义方案,即“拆掉分类机器”和“恢复工作尊严”。但是桑德尔在理论上混淆了“傲慢”与“自满”、“怨恨”与“嫉妒”,其实践方案与人的自我价值感为敌,贬抑品格和意志的价值,在自尊、激励、稳定性三个主题上存在严重缺陷。与之相对比,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既可避免优绩主义的弊病,也为所有成员的自我价值感提供支持,是超越优绩主义的更合理进路。

优绩主义的代价:家庭成就观如何影响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

基于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本研究区分了两种典型的家庭成就观,并检验其对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多数父母重视对子代美德的培养,但“学业”优先的优绩主义成就观在家庭教育中更为突出;其次,美德主义对青年互联网公益参与具有促进效应,而优绩主义则具有抑制效应,且该抑制效应随着青年经济自主性的提高而强化;最后,美德主义会提升农村背景青年的参与度,而优绩主义的抑制效应存在于城市背景的青年中。以上发现有助于深刻反思优绩主义可能产生的公共性代价。

教育优绩主义的审思与超越

优绩主义以“应得”理念凸显分配正义,契合教育正义观。现代教育遵循优绩主义的价值取向,给予人平等的教育机会,推崇个体的勤奋努力,主张基于个人努力的“应得”进行分配,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引擎。然而,优绩主义在彰显教育正义的同时也使教育陷入困境。教育优绩主义以精英期待诱发教育主体的自我剥削,以优绩竞争阻碍个体与他者的“切近”,以线性思维逻辑遮蔽学生成就的多元性。要扭转这一困局,教育优绩主义应回归教育的本体价值,承认教育在其衍生功能中的有限性;重塑教育的复合正义观,在分配正义的基础上追求承认之维和育人之维的正义;树立立体化的成就观,助力教育主体的多元成长。

论优绩主义存在之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优绩主义是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相联系的一个术语,它主张以人们的成就和功绩等优秀的因素来分配人们的收入、财富以及机会。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下意识的认为优绩主义所主张的“能者多得”的逻辑是正确的且具有正义内涵。可是,在优绩主义得以普遍应用的情形下,人们逐渐发现优绩主义自身所存在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明析优绩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阐明优绩主义的立足点及其存在之困境,随即尝试性地提出一种走出优绩主义困境的路径。Meritism is a term associated with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hich advocate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ealth, and opportunity based on merit factors such as people’s achievements and merit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people subconsciously believe that the meritocratic logic of “those who can get more” is correct and has a righteous connotation. However, when meritocracy is widely used, people gradually find that meritocracy has its own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ritism, clarify the foothold of meritism and its predicament, and then try to put forward a path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meritism.

优绩主义能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吗?

高质量发展既是大学回应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大学自身现代化进程的主动选择。高质量发展要求大学的形式与实质绩效协调产出,以追求提升各利益相关者福祉的实质性贡献。然而作为社会精英统治的普遍整体意识形态与个人生存策略,优绩主义已全面渗透到大学内部治理场域,在激发行动者外在动机的同时存在一定负面效应,难以真正促进大学高质量发展:过度激励学术产出,助长形式绩效的繁荣;遮蔽科研实质绩效,导致基础研究边缘化;助推学术生态内卷,侵蚀大学“学术共同善”。鉴于此,大学治理应限定优绩主义,通过如下路径推动大学高质量发展:强化对绩效的实质性评价,促进双重绩效协调产出;塑造大学理性绩效文化,打破学术生态低效内卷;限定优绩的核心伦理,关注公平,构建大学“学术共同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价值超越性——基于共同富裕和优绩主义的比较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充分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优绩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相适应,这种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困境和内在矛盾的制约下,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作用下,必然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和优绩主义有相同点,二者均奖励优绩,充分肯定效率和增长的重要性,尊重公平竞争和市场择优的结果。但优绩主义把获得优绩的原因绝对化,完全归功于个人努力和自我创造,无视自然差异和人为因素对机会公平的制约,个人对社群的依赖性,使优绩主义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辩护利器,其中的不健康成功文化和政治情绪,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与优绩主义相比,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立足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人民至上,既发挥资本和市场的积极作用,做大“蛋糕”,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物质基础,又通过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兼顾效率和公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公平公正地分好“蛋糕”,具有摒弃资本的社会分化逻辑,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摒弃物质主义膨胀,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摒弃“公平陷阱”,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摒弃社会动荡,有效助推社会和谐稳定的特点。

优绩主义是否正义?——基于当前西方围绕优绩主义争论的反思

优绩主义是一种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它主张社会应当依据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分配职位、财富和荣誉。优绩主义具有吸引力,但也有“黑暗的一面”。优绩主义的批判者依据优绩主义使社会不平等合理化、阻碍社会变革、现实不可行展开了批判。而优绩主义的辩护者则通过阐述优绩主义的优势和修正优绩主义的劣势为优绩主义做了辩护。只有从优绩主义内部批判才能够阐明优绩主义的根本问题。优绩主义认为,做贡献/优绩在任何时候都是好的、应当的,但是又认为,如果人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人们不去做贡献/优绩也是好的、应当的。如此就形成了其内在动机的不一致——实行优绩主义恰恰是因为优绩者不相信优绩主义。优绩主义的批判者所指出的种种不良后果只有在这一根本矛盾的视野内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即使人们对自我负责和运气有了正确的观念,由于论证结构的根本矛盾,优绩主义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正义原则。

高等教育中优绩主义为什么会失败

现代社会中优绩主义促进了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的繁荣。在阶层流动的激励下,公众期待经由高等教育实现中产阶级的梦想。然而,基于优绩主义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高等教育的大范围普及,现代社会不是更加平等而是不平等在加剧。现代社会要实现从“富裕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的转型,高等教育需要摆脱对优绩主义的迷思,以共同利益为基石重新定位。现代社会需要通过适度的精英主义把最有能力、最有资格的人筛选和培养出来,但也要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高等教育应成为连接精英群体和非精英群体的桥梁,而不能以优绩主义为借口沦为隔断精英群体与非精英群体的“铁幕”,否则我们将无法创造出期望的美好社会。

作为分配正义的优绩主义

主张按照优绩来分配社会基本善物的优绩主义,并不只是一种激励性口号;优绩主义的倡导者糅合了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诸多核心要素,试图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充分的分配正义理论。然而,这种糅合与调和带来的是更多的冲突与自相矛盾。这使得优绩主义不仅仅在现实中被称为陷阱或神话,在理论上也面临重重困难。

从身份到优绩主义

教育的本意是引出人性中优异的东西,整个西方教育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从面向特权阶层的卓越品质(areté)培养,到包含智慧等四种美德的德性(virtus)教化,其中主导的方法就是强调通过知识解放心灵的“人文主义”。而现代性及制度化教育带来的大众教育,提出了教育的平等权利和优绩要求。优绩是不同个体自由且自主的个性化发展的结果。比之裙带关系和平等主义,优绩主义虽不完善却是各种制度选择中缺陷最少的,也是释放每个个体潜力的最佳工具。优绩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崇高理想,但如何评判优绩、如何筛选能人仍然是核心问题,这将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工程。

谁是精英?何谓优绩?——反思桑德尔的优绩主义批判

桑德尔在新著《精英的傲慢》中对优绩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并不能挫败优绩主义。优绩主义是一种理想理论,桑德尔基于当前美国社会的现实批评优绩主义并不能对它构成威胁。桑德尔保留了对运气的承诺使它对优绩主义的批评不彻底;同时他也没有成功地证明优绩主义必然会腐蚀公民情感、破坏公民团结。桑德尔的批判重心最后倒向了自由主义,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必然蕴含着对优绩主义的批判。

工作世界视域下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迷失与审思

优绩主义奉行优绩至上,其竞争、效率、掌控、交换等逻辑滋生了诸多隐忧,造成赢家和输家对立,加强了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的工具性联结。工作世界的工作伦理与美学又加剧了优绩主义的弥漫,进而引发高等教育的优绩主义迷失危机。在优绩主义的裹挟下,高等教育在工作世界被工具化,成为一种竞争资本,产生了“为工作而学习”“专业代表工作”等悖论,打破了让学生通过优绩获取体面满意的工作的神话,出现大学作为机会仲裁者和分类机器的异化角色与功能,凸显了大学文凭作为功能性“标识”的意义。走出迷失,首先要挣脱“工具”束缚,从原点澄明高等教育的使命;其次要辨识“优绩”桎梏,在超越优绩主义中重思高等教育和工作的意义价值;最后要摆脱“异化”窘境,促进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间的共鸣,回归追求美好生活。

石黑一雄《无可慰藉》中的优绩主义批判

优绩主义个体的社会晋升或奖赏应当取决于才能、成就等优绩指标,是“进步”话语的当代变体。在《无可慰藉》中,石黑一雄却展现了优绩主义的黑暗面,即优绩愿景引发的个体异化和“无家可归”感。究其原因,优绩主义催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竞争难辞其咎。不仅如此,优绩主义话语与文化资本暗中合谋,遮蔽甚至合理化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并因此让底层和边缘群体陷入无可慰藉的道德绝境。面对这一现代社会的病症,石黑一雄沿袭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主义路径,尝试以基于公共精神的友谊政治来修复被优绩主义侵蚀的社会团结,以期慰藉“无可慰藉”之心灵。

当代美国反智主义的再兴起——源于优绩主义的内在矛盾

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民粹主义等现象的出现,反智主义成为美国重要的社会思潮,如何解释反智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成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学界多从宗教文化、媒体宣传与阶层嬗变等角度展开探讨,却忽视了美国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与分配制度的优绩主义是引发反智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分支,优绩主义传递的“能者多得”“任人唯贤”价值体系成为巩固精英统治地位的工具。优绩主义还通过削弱民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加剧精英与民众的对立以及损害公共精神,进而诱发新一轮反智主义,同时亦使其呈现出更加极端化、去精英化的特点。由优绩主义引发的新一轮反智主义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发展,在使社会议题保守化的同时危及美国民主制度,最终可能会削弱美国社会凝聚力。

不平等、信息媒介与优绩主义认同——社会情境视角的解释

不同于基于自我利益理论和制度合理化理论的传统解释,本文从社会情境视角探究优绩主义认同形成的逻辑,重点关注不平等和信息媒介这两种可以改变个体社会情境的要素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所在地区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其越认同优绩主义。此外,依托互联网的信息媒介可以弱化不平等对优绩主义认同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了“优绩主义认同的社会情境性”命题:一方面,不平等可以通过制造社会情境隔离使个体难以感知到与其他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更认同优绩主义;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可以扩展个体的社会情境,从而使其更新关于优绩主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