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结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以首脑互访为手段,以反对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为动力,以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时提出的"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为依据,为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利用外部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成为中国外交资源的"生长点"。本文通过考察"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缘起与实践,对新时期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提出了新的建议。

全球伙伴战略与中国的伙伴外交

近年来,全球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国家忙着建立伙伴关系,经济外交日趋突出,首脑会晤次数增加,热线电话彼伏此起。面对这种情况,我国也实施了全方位的、积极的伙伴外交战略,这不仅标志着我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且非常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伙伴外交的变化

2012年以来,伙伴外交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伙伴关系已基本上形成全球性网络。新时期,中国推进伙伴外交的条件发生变化,在国际环境、国际身份、国际形象等方面既面临有利局面,也面临新的考验。新的考验需要新的伙伴关系理念,即以规则共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制度共建为指导,最终实现伙伴间的共赢。而要达到这样的预期,中国的伙伴外交要在大国伙伴、周边伙伴、发展中国家伙伴等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嬗变中的伙伴外交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从“共识驱动”到“机制驱动”

共识驱动伙伴外交建立,机制驱动伙伴关系升级,密切的外交伙伴是中国在大变局下可持续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依托。文章基于1993~2019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刻画伙伴外交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作用机制和模式转变动因。研究发现:外交关系每提升一个伙伴等级,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完成和意愿案例数将提升约3%~4%;机制检验发现,伙伴外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驱动作用本质在于推进双边经济合作制度化,并通过规则完善、高层交流、文化融合3个中介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一带一路”区域、与中国签署BIT协议、政治互信水平较低的东道国,伙伴外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效的促进作用更强;拓展检验发现,层级跃升、质量深化、机制创设3种类型伙伴关系升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效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这意味着伙伴关系通过增强制度安排约束力与执行力实现合作模式从“共识驱动”转向“机制驱动”。文章结论为中国外交伙伴关系升级的方向和抓手提供了启示。

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伙伴外交的拓展与提升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巨变、美国蜕变、西方裂变,导致国际关系改变、世界格局演变、全球秩序转变,加上大流行病变、新技术迭变、全球化嬗变,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越来越突出。动荡变革之中,打造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外交应对变局的稳定之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之路。中国伙伴外交已走过了30年的发展历程,如今已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伙伴外交的拓展体现为伙伴关系内涵不断丰富,类型日益增多,范围更加广泛。伙伴关系的提升体现为:它在中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抓手,开展“一带一路”共建合作的依托,也是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论21世纪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伙伴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步建成了立体多维的全球伙伴关系网。其以与世界大国的伙伴关系为“点”,以与陆海邻国的伙伴关系为“线”,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为“片”,以与国际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体”。点、线、片、体相互支撑,彼此配合。中国在中东的“伙伴关系网”,美、欧、俄在中东的“军事联盟网”和中东国家之间的“教派阵线网”形成多元复合结构。中国在中东的伙伴选择受对象国战略合作能力与意愿的双重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地区影响力、政权稳定性、双方经济依存度和政治友好度。根据这五类因素可将中国的中东伙伴国分为支点国家、结点国家、重点国家和据点国家。它们分别在海湾、东地中海、红海和马格里布四个次区域支撑着中国在中东的多维伙伴体系。中国的中东伙伴外交与西方联盟外交具有不同的理念特征,表现为“新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以发展促和平”与“以实力求和平”、“强化主权”与“强化安全”、“交朋友”与“找敌人”以及“软制衡”与“硬制衡”的差异。

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中俄合作的新路径

中俄合作是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格局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除了原有的双边机制外,中俄还可通过网状伙伴外交机制进行多边机制下的合作。网状伙伴外交机制主要是指中俄在各个相关多边机制内的互动合作,是双方彼此需要、彼此借重、有效处理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国际事务的灵活机制。它有自身的逻辑,并具有多边性、协调性、合作性、灵活性和战略性的特点。加强和深化中俄合作并不意味着中俄要结盟。网状伙伴外交机制的提出更多是中俄合作的新路径,对于缓解中俄关系中的竞争与博弈困境、促进相关国际机制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俄网状伙伴外交的概念内涵和实现路径

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创造性地构建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这一伙伴关系网络中,中俄关系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作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特别是在周边地区加强协调,推动了网状伙伴外交的顺利开展。这不仅有利于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也超越了旧式的传统国际关系规则。中俄两国将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

网状伙伴外交、同盟体系与“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

网状伙伴外交作为中国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目标。相较于传统的同盟体系,网状伙伴外交具有持续性和多元性、内向性和平等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现实性和现时性等优点,也存在脆弱性和复杂性等不足。开展网状伙伴外交有助于"一带一路"框架内的机制建设。开展网状伙伴外交与建设"一带一路"具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两者都是长期性和持久性的工作,需要中国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努力。

中国“伙伴外交”的背景、实践、作用与经验

建立伙伴关系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产生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为中国发展创造了一个开放的外部环境,有效协调了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加强了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伙伴关系由于缺少法律约束力,回避了国家利益的竞争性和冲突性,易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也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必要。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国际角色的转变,构建全球伙伴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应当努力争取更多、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并加强伙伴关系中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

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

伙伴关系外交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依据冷战后的外交战略目标及不同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不同地位,与不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或建立了形式不同的伙伴关系,或明确宣告中国与他方就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已达成共识。伙伴关系外交是以合作为目的的新型外交,伙伴间建立的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关系,它不针对第三者。它是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灵活运用,并对中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经验与启示

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交流网络。在网状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大国关系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具有示范效应。不断成熟发展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有益经验,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俄伙伴关系外交逐渐形成了和平、平等和包容的特点,不仅为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切实利益,也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多样化、均衡化方向发展,维护了大变局时代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通过梳理中俄伙伴关系外交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建设的路径,中俄伙伴关系外交具有巨大的外溢效应,对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双边命运共同体——论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

当前,中国已经分别和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周边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这四对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的新升级,居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前列,同时它们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双边层面的体现,是其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类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形成的历程特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政治特点、安全特点和经济特点,这其中的若干特点也是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形成条件。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的构建对于中国伙伴关系外交体系的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以及中国周边外交合理有序布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展望未来,命运共同体伙伴国的数量将有所增加,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合作水平将提升到较高层级,其合作内涵也将进一步拓展。中国在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着眼实现五大战略目标。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在新时代实现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伙伴关系外交步入新阶段,伙伴关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在价值理念、布局方向、建设目标等方面高度耦合,这种耦合也为二者进一步互助互补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未来一个时期,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需从加强机制建设、突出重点内容、推进对欧合作、管控大国竞争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毛泽东外交战略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毛泽东是中国外交的开创者,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新中国外交经验的欠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同世界上许多伟人的思想一样,也没有超出时代的局限,表现为:理论的矛盾性、理论的封闭性以及理论的敌对性,本文试图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局限性进行总结并分析7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战略走向。

中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1992—2001)

通过对1992—2001年中美外交政策的对比分析认为,美国在克林顿主义成熟的过程中,不断尝试更好的对意识形态追求与对现实国家利益的追求的协调,而中国外交局面的好转也与我国采取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伙伴外交"、"睦邻友好"政策相关,此外中美双方在外交政策的目的、手段、理念、国内影响上有重大区别。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概念辨析、建立原因及其学界态度

“伙伴关系战略”是中国对外战略之一,“伙伴外交”则是这项战略的具体实践手段。而“伙伴关系”是“伙伴外交”的具体产物,也是一种状态描述。中国践行“伙伴关系战略”的原因在于国际系统进程当中国家间关系模式的调整与国内系统进程当中发展需求的突出两方面因素。当前学界对于“伙伴关系战略”的支持仍然处于主流地位,除此之外联盟的呼声与准联盟战略的替换也存在,这两种战略运行的关键条件分别在于安全利益是否处于压倒性的地位以及外交人员是否具有足够高的技术素养。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OFDI风险影响研究——基于双边外交关系视角

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外交关系视角,从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程度和友好城市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度越高,“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OFDI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此外,东道国是否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有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在设有友好城市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风险降低作用更明显。

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与中国外交

美日两国在世纪之交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 ,尤其在“9·11”事件后 ,日本参众议院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扩大了在战争期间自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 ,这给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带来了挑战 ,又带来了机遇。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与美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民间交流 ,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西部大开发 ,这样不仅可以扩展西部的战略活动空间 ,还可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格局。本文从分析跨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特点入手 ,认为 2 1世纪我国的外交仍应以“伙伴外交”、周边外交为重点 。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中德战略伙伴关系

德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领军国家,中德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在深陷多元危机的欧洲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之间,力量对比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这种动态的变化之中,中国和德国能够始终以伙伴视角看待彼此,互相支持、相互理解,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等领域,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