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后期崞县当商总局及会典所研究

清朝中期,是崞县(现称原平市)典当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全县大小当铺30多家。为了管理典当行业,清崞县官府以官督商办的方式,成立了当商总局,其办事处名为会典所。当商总局,为崞县独创,其每年轮派四家当商办公监督全县典当行业的运行模式在当时非常先进,为清朝中后期崞县的财政收入的增加及典当行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因历史变迁,崞县典当行业逐渐凋敝,当商总局也逐渐被人遗忘,但其先进的运行模式直到今日仍有借鉴价值。

清修五部《大清会典》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民国以来,前贤时哲对清修五部《大清会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考察《大清会典》性质,考察其编纂、体例和版本,阐发其法律价值等。这些既有成果,为研究清代典章制度、行政法规和官书编纂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清“会典馆”的运作机制尚未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这应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传统邮驿体系的时—空结构与清帝国权力网络--从《大清会典》驿程看清代通讯手段的时效困境

清帝国依托庞大的邮驿体系,建构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帝国权力网络。集权国家需要克服距离越远对地方控制越难的问题,因而在长期保持对里程信息收集整理、补充校正与记录存储的传统,驿程的记录与实际运行与之互为表里。《大清会典》及《则例》中的驿程信息主要有三类:节点(包括原点)、路线和数据,其记载有着复杂而又一以贯之的结构与模式,用“链条状”和“树状”两种方式呈现了驿路的分布结构,其向心性和层级性表达了古代王朝国家中央顶层设计“中心—边缘”的地理格局、空间秩序与特定的政治思维。道路里程信息既是日常邮驿工作开展的实用资料,也是国家持续掌握交通权力的知识来源。由于交通“用时间置换空间”的特殊属性,交通史的研究也应重视时间—空间的关系。驿置里程不仅仅是空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实际的运行和操作中,“到京日期”就是时间信息与地理信息对应的产物,是“距离时间化”的表达方式,能直观反映交通对空间和时间的控制。驿程空间可以作为邮驿时间的参考标准,反过来,时间也是空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计量距离可重复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在实际邮驿事务运行中,里程距离是固定的,但运行时间是变动的,这种变动带来不确定性体现了邮驿网络的动态变化和帝国权力的伸缩与强弱。传统驿站已有的突破限于地域上的向外扩张和向内深入,以及中央集权之下向心性的强化;而时间上的突破很小,时效困境也成为清末驿站体系僵化最为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国家对既定空间秩序维持的效力。

清代行政立法理念与路径探析--以《大清会典》编纂为例

《大清会典》历经五朝纂修,作为清代行政法律的典型代表,对清代国家行政治理和行政体制运行发挥着重要的规制和保障作用。《大清会典》在编纂过程中始终贯彻“成画一之规”的统一理念、“一代之治法”的实用理念和“为百官奉行”的治官理念等核心理念,并且通过“典例分编”的总体结构、“以官统事”的编排体例以及简洁性、准确性与逻辑性并重的语言表达,覆盖清代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构筑了一套结构严密、内容完备的清代行政法律体系,在统一行政标准和澄清吏治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效。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吸取清代行政立法的智慧和经验,能够为当代行政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彰显中华法系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会典”档案史史料研究

“会典”作为专记法典政制的典籍,详细记述了古代各级政治机构、设官职掌、典章格律及其沿革,是中国古代档案史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档案文书、实录、官修书籍等,所载事物与档案、档案工作密切关联,特别是权威性与真实性高、统分紧密结合与结构科学合理的内在优势使其在档案史研究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作为档案史史料,它们涉及大量档案机构与人员、档案工作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万历《明会典》“都察院”部分两个版本的考察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几经修订,最终于万历年间定稿。现在人们使用的一般是万历年间的修订本,常见的有中华书局的本子和《续修四库全书》的本子。通过对这两个本子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的逐条比勘,结果发现:中华本与续修本共出现63处错讹,其中中华本表述错误的有13处,续修本表述错误的有50处。故认为:万历《明会典》卷209至卷211“都察院”部分,中华本的文献质量、史料价值优于续修本。

《大清会典事例》所见清代列女政策的嬗变

清代是列女人数倍增的朝代。从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便可窥得列女政策的嬗变。首先,守节年限逐步缩短,到同治时期,守节身亡年限竟然缩短到6年便可旌表;其次,对守节程度进行了细化区分,开始在奇节和寻常守节上区别对待;最后,重节倾向异常突出。从清代列女政策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到,清代统治者通过对列女政策的调整,反对轻生、禁令夫亡妇殉,展现出更为重视民命的思想状况。此外,清中期对强奸案的处理,也彰显出清廷更注重精神意识层面的教化作用。这些嬗变的背后,其实质是维护家—国—天下架构中基层家庭的稳定与运转,进而达到稳定国家统治的目的。

从王府到帝宫的跃迁--明代兴王府建筑规制演变研究

王府建筑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式建筑形制的重要实物载体,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该文借助史料文献,通过历史学研究以及图像分析法,梳理明代钟祥兴王府(龙潜旧邸)遗址的历代沿革,探寻兴王府的建筑规制特征及变迁,论述兴王府与《大明会典》中所颁定的亲王府规制的差异性以及背后的原因,为明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独具特色的范本。

论清朝的“稽查积案专例”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随着大规模的积案清厘运动的开展,“湖南积案议处成案”应运而生。“湖南积案议处成案”被制定的目的是对地方督抚司道积压案件的行为进行追责,其性质为专门性的单行行政法规。因律例纂修,“湖南积案议处成案”先后演变为“外省承审事件事例”和“稽查积案则例”,它们共同构成“稽查积案专例”。为防治积案问题,清廷制定其他相关定例与稽查积案专例进行衔接,地方清讼章程或省例对稽查积案专例加以补充。稽查积案专例因其追责对象的特定性,体现了首抓“治官之官”的治理逻辑。但因该专例被选择性适用而体现实效性差异,导致承审压力的分散与下移。单一的行政追责无法遏制汹涌的诉讼浪潮,清朝中后期一直存在积案问题。

“列我藩服”:清朝对中亚地区理藩体制之法规范研究

随着疆域的开拓,清朝统治阶层结合自身的民族特点与政治实践,在继承明朝礼部主管之朝贡体制之外,发展出另一种由理藩院主导,针对中亚地区各外藩的对外理藩法律制度体系,进而形成了由《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及《大清律例》等不同层次的法规范中相关条文建构起的对外理藩的法规范体系。清朝通过对外理藩制度,将中亚地区各外藩与传统朝贡国分开,使得清朝的对外法律秩序体系相较于明朝的朝贡体制,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

光绪朝各省绘呈《会典·舆图》史料

《钦定大清会典》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 ,它分典、例、图三部分 ,其中《清会典图》是对坛庙、銮舆、仪仗、武备、天文、舆地的形象说明。光绪十二年 ( 1 886年 ) ,清政府第五次纂修《会典》,十五年令各省重新测绘舆图 ,限期呈交会典馆。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 ,选辑部分相关史料予以刊布 ,供研究参考。

《大清会典》三问

法史学界关于《大清会典》的效力、适用、编纂意义问题上具有影响力的三种观点有待商榷。《大清会典》并不具有最高效力层次的法律地位,其在适用上具有三个特点:朝廷统一编纂《会典》,各衙门分别适用则例;皇帝根据需要直接适用《会典》中的礼制大纲;援引律例而非《会典》断罪。编纂《大清会典》,具有确立法统、统一法律体系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又有建立盛世标志、争取官民拥戴的文化意义和教育意义。

论《清会典》的根本法与行政法的合一性

《清会典》是一部“卓尔不群”的宏篇巨典，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赋予了它举世无双的特性。它以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及行政管理活动的法规为基本内容，属于清代的行政法典；而做为行政法典，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起着根本大法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清会典》是一部合行政法与根本法于一体的特殊的法典，堪称中华法系之一大奇观。

清宫五修《大清会典》考述

中国古代最大一部断代政书<钦定大清会典>,先后由五位皇帝分五次开馆纂修: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历时二百余年,经过了八朝皇帝.这五位皇帝的开馆纂修时间分别是:康熙二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庆六年,光绪十二年.

《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诸司职掌》与明代会典的纂修

《诸司职掌》是明初的职官法典,与明代《会典》的纂修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代《会典》正是在其续编的过程中揭开了纂修的序幕,又是以其为蓝本完成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纂修、校订、刊行和续修工作。尽管在万历朝重修过程中其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由于史官的重大失误使其内容在时间标注上出现了一些谬误,但这并不影响其在明代《会典》纂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清会典》的历次纂修与清朝行政法制

清朝在确立全国的统治后,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修订《会典》,构筑了贯穿二百余年间的完备发达的行政法管理体系。《会典》及其《则例》的多次修订,使国家各级、各部门权力的行使有法必依、有章可循,在使国家管理职能得到有效发挥的同时,也使传统社会的依法行政达到了新的高度民主。

《大明会典》性质考论

《大明会典》是一部明代官修的重要史著。法制史学界普遍认为其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或认为其是一部法律制度的汇编书。然而,明代不可能有纯粹的行政关系,更不可能有纯粹的行政法规。实际上《大明会典》的内容不囿于当朝现行的诸司职掌,其系统地囊括了明朝全部刑事立法的内容,因革损益,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具有典制史特点;其以六部为纲,汇集了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具备会典体史书之性质。

略论清初崇德会典的议定

清政权入关前颁行的部分法律、政令保存在“崇德元年丙子岁四月十二日登基后议定 (的 )会典”中 ,即《崇德会典》。近年有人撰文提出“《崇德会典》子虚乌有”,连所使用的史料都是虚假的。其实 ,清初皇太极时期是有《会典》的 ,将其命名为《崇德会典》不仅符合古籍整理所遵循的一般规范 ,而且在清初的司法实践中也能证明是运用了《会典》

《四库全书》缘何不收万历《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行政法典,其刊本有两种,一为一百八十卷本正德《会典》,一为二百二十八卷本万历《会典》。然《四库全书》收录了正德《会典》,却未收内容更为详尽的定本万历《会典》。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一系列解释。笔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四库全书》对万历《会典》是讳而不录,《四库全书总目》之解释是为之而做的配套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