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审公廨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会审公廨移交上海总商会调处民商事纠纷的分析

会审公廨是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一种特殊司法现象,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审公廨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司法权的"攫取",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将一些商事纠纷移交给上海总商会处理,这种司法权的"让渡"与"攫取"的冲突,需要合理的历史解释。会审公廨司法权的"攫取"是租界寻求司法保障以维护其秩序,司法审判权的"让渡"是租界对商会这一优质的社会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求及时解决商事纠纷以维护租界秩序,司法审判权的"攫取"与"让渡"在维护租界秩序上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统一。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之变迁(1911～1912)

清末民初,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法权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申报》对此作有较为详细的报道,以此为考察材料,通过对法权变化内容的分析和这一过程的动态重构,以期从中透视变乱之际中外权势转移的动态情景,并得以多层面、多视角得认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艰辛历程。

晚清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与华洋民商诉讼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是晚清中国一种特殊的司法建构,其对华洋民商讼案的理处在很大程度上适用西方的法律程序及法律原则。但存在着诸多惰性因素,如缺乏一部可以参照适用的法典、中西司法人员司法素养欠佳、以及审判过程受制于西方强势外交,等等。此外,其理案实践还表现出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审判过程极富调解"息讼"之色彩;二是华民诉讼地位之困危及中国承谳官员判决风险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审判中"尊洋抑华"裁决的大量出现。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畸形怪胎--小议上海会审公廨

1842年，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迫使中国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开放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由此拉开了帝国主义对上海长达一个多世纪殖民活动的序幕。而作为殖民治权重要载体之一的会审公廨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鲜明烙印。

关絅之与上海会审公廨

关之是上海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曾任职的公共租界会审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东西方之间法律制度和司法、审判习惯差异的集中体现。关之任公共公会审官前后十余年,与驻沪领事团和公共租界工部局斡旋,为挽回国家主权而不懈努力。为谋求华人的权益,他与租界外国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上海商民利益的“保护神”。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主权的沦丧与民初社会的反应——以《申报》1912年1月—3月相关报道为例

武昌起义后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把上海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主权篡夺到手。民国期间,中国政府及广大民众围绕公廨主权的收回或挽回斗争不断。本文试图以《申报》1912年1月—3月所刊载的相关报道为例,梳理分析这一独特的司法现象,分析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及民众的反应,以此折射时局变幻和这期间的中外关系。

丁文江收回上海会审公廨述论

自英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定《南京条约》,取得治外法权始,外国侵略者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对治外法权不断加以扩大,中国人民在收回权利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与血泪。丁文江1926年任淞沪商埠督办时制定了一个两步走的计划,即第一步建设上海市政;第二步通过谈判收回利权,其中首要的就是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为中华民族争回了一些权利。

近代会审制度的始末——以租界中的会审公廨而谈

会审制度派生于领事裁判权,是一项损害中国主权的制度,清政府作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没有收回,后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修约,最终收回会审公廨,结束了会审制度。

论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是近代租界法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其成立以来,由于晚清政府的软弱和时局动荡等原因,法租界会审公廨俨然成了法国人的法庭。他们在上海法租界中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犯程度是所有租界之最。但是仍应看到积极的一面,法公廨中实行的起诉、审判程序、案件的执行,以及辩护制度等,体现了现代法制的特征,为我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

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 法式风情下的司法缝隙之地

上海是一座身世复杂的大都市,表面是喧嚣繁华的外滩和金融中心,背后却藏着静谧复古的花园洋房。这些百年建筑里过客如云,面包黄油与生煎馄饨并行交替,构成了今天海派文化中洋气的风尚元素。黄浦区建国中路20号22号,在老上海法租界的最南边,这几栋红白主色的西式建筑,现在隶属于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过去一直大门紧闭,很少有人知道它原先的用途。

清末民初外籍律师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诉讼参与

《上海华洋诉讼案》系1909—1913年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美国会审官以美驻沪领事署名义呈致会审公廨之函件钞本,其中有100余帧为美国会审官向会审公廨转送外籍律师所递诉状、申诉函的附函说明或交涉意见。钞本显示,当时外籍律师在会审公廨之诉讼参与活动,无论是在华洋混合民商讼案中担任华洋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还是在刑事讼案中担任原告华人的代理人或被告华人的辩护人,抑或自己作为原告径自向公廨提起诉讼,皆借助外籍会审官之力得以进行。外籍律师在会审公廨的诉讼代理及辩护活动,呈现彼此背离的双重面相,既体现了其凭借自身特殊身份干预会审公廨审判活动之不良居心,亦展现出一种鲜明的职业伦理色彩。

清末民初上海会审公廨中美商民的混合诉讼及交涉

1909—1913年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其纠纷虽仍以商事交易为主,但亦出现土地房产、牌号版权、抵押担保、票据、房屋建造承揽、人格权等新的纠纷样态。围绕相关诉讼在美领事署与会审公廨之间展开的交涉,又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把控会审公廨涉美诉讼的诸多细节。同时,在诉讼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部分中美涉讼当事人和外籍律师,亦恃"交涉"为奥援,力谋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清末民初会审公廨处理华洋讼案具有"名诉讼实交涉"的本质。

会审公廨是中国的审判机关异议

在对会审公廨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似乎已成定论,即其是中国的审判机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把会审公廨与华界的中国审判机关和会审公廨收回后租界内设置的中国审判机关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审判机关体系、审判人员组成、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都不一样。从法制的统一性角度来分析和论证,可以说明会审公廨不是中国自己的审判机关,而是租界自己的审判机关。再从《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及其运行、会审公廨的差异、华界与租界间使用的引渡、辛亥革命后的变化等四个方面来看,也能说明会审公廨是租界的审判机关而不是中国的审判机关。租界需要建立、运作自己审判机关有三大原因,即是为了实现租界自治、抵制中国的进步力量、进一步侵害中国的主权等。正确认识会审公廨的性质,有利于全面理解中国近代法制的演变和发展、中国租界法制的体系和性质、中国近代审判权和国家主权受损的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不可忽视。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始末

1869年正式成立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在其数十年演变过程中权力日益膨胀,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收回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多年之诉求。1926年中外双方再次展开交涉。初由北京政府外交部与公使团在北京谈判,因中方坚持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纯粹的中国法院以取代会审公廨,不再允许领事团及工部局对法院事务施加控制,谈判陷人僵局。其后,上海地方当局与领事团继续交涉,由于中方让步,双方达成了临时解决办法,但中方收回的权益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作为挽回中国沦丧之司法主权的艰难起步,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充分肯定。

孙传芳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

孙传芳任江苏省最高军政长官期间，曾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江浙绅商的赞许。

晚清中外会审制度中华洋法官的法律素养与审判风格--以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为例

晚清时期,外国领事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华洋诉讼的会审权。上海会审公廨是近代中外会审制度的典型代表,其中华洋法官的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来自东西方不同的法律传统,直接影响了华洋纠纷的审判风格。以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为例,中方谳员入职前的职务多与上海地方司法事务密切相关,他们有一定的司法经验,甚至不乏审理华洋诉讼的经历。法国陪审拥有法学本科学位,精通民商法和国际法。双方在审理华洋诉讼中的合作,融合了大陆法传统和清代地方司法实践,形成了限制律师角色、尊重地方习惯和拒绝援引中西判例断案的审判风格。与深受普通法影响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相比,法租界会审公廨在上海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构成晚清中外会审制度的一个重要面相。

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间的权限之争——以1902年《上海租界权限章程》的出台为中心

1902年,法国驻沪领事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就法租界会审公廨和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审判权和传拘权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此次权限之争的直接原因是两个会审公廨成立之初均缺乏完备的章程,深层原因是1900年前后英法在华争夺势力范围激化了法国领事和工部局在上海的竞争关系。出于保守的对华外交政策,英国政府不愿与法国直接对抗,这构成英国领事和工部局之间的主要分歧。面对法方的强硬态度,失去英国政府支持工部局的不得不做出让步。最后经各方调停,北京公使团颁布了《上海租界权限章程》。该章程第一次明确了两个会审公廨各自的司法权限,法租界会审公廨正式获得了与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同等的地位和对等的权限。

晚清上海会审公廨谳员群体与租界华洋权势变迁——以陈福勋、葛绳孝和金绍城为例

会审公廨谳员是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最重要的常设官僚,兼具司法和行政职能,既与外国陪审会同审理民刑诉讼,又参与租界华人治理。谳员周旋于上海道台、知县、外国陪审和租界当局之间,其事功与起落折射出华洋权力格局的变化。鉴于他们的职衔低微权限不足,加之会审章程并不完备,谳员既要成为华洋当局之间的缓冲带,又要维护清政府在租界的法权,绝非易事。总之,谳员缺乏固定的品秩和行政资源,无力从制度层面制衡西人的擅权,进退失据之中难以维护国权,此乃租界沦为国中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上海会审公廨中的口译活动与华洋角力

会审公廨是清政府设立在租界内用于审理华洋案件的司法机构,其案件庭审过程是晚清时期华洋角力的缩影。在这一混合法庭中,语言资本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外双方在庭审中的话语权,而口译员作为庭审中的主要发声者之一,其能力和表现直接影响着中国谳员和外国陪审官在庭审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以晚清时期会审公廨庭审中的口译活动为切入点,借助相关史料考察中外译员的构成情况和工作表现,对华洋官员在庭审中的样态进行观察,并进一步探究庭审中口译活动与华洋角力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