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研究

平衡侦查权与会见权的冲突、生命权与自由权优先于会见权、会见的秘密性与谈话内容的难以证明性是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理论根据。侦查期间合理限制律师会见权的界限是:只有在会见可能妨碍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或者可能给他人生命与自由带来紧急危险时,才能适当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合理限制为标准,我国新《律师法》不受限制的会见权之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严格限制会见权的规定均值得检讨,我国侦查期间律师会见制度亟待重塑。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立法规定的改进与疏漏

律师会见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是律师得以深入案件、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丰富,其体现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的进步颇具里程碑意义;但与此同时,新刑诉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立法疏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差距,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律师会见权40年:变迁、问题和展望

我国律师会见权自1979年初步确立以来,历经40年不断发展完善。当前律师会见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察法》下职务犯罪调查期间的律师会见权亟待完善;办案机关随意扩大会见许可范围,影响制约律师会见权;会见权的内容不明确,会见中律师执业风险大;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律师会见服务滞后;立法上缺乏救济程序和可操作性。为了强化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建议明确规定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律师辩护权,进一步明确律师会见权的内容,继续改善看守所硬件设施与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作用,重视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制裁性立法。

刑事辩护全覆盖视域下律师会见权研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随着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实施,辩护律师会见难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侦查阶段作为公权与私权最易产生冲突的阶段,辩护律师及时有效地介入,对于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妥善解决当前以不合法理由限制或剥夺律师会见权、会见场所硬件实力滞后以及侵犯律师会见权的救济不足等问题,对于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极为重要。

保障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法律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并赋予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权 ,这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以及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律师的会见权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对此 ,笔者认为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转变执法人员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并加强律师自身的维权意识是保障律师会见权得以充分实现的关键。

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与规范

会见权是辩护权的衍生权利,其产生与发展见证着刑事法律文明的进程。保障律师会见权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关键,但片面的强调会见权优先不符合案件侦破的客观规律。律师会见权制度的设置,应当围绕保障与规范两个中心来进行。实践当中“会见难”的难题一直在困扰着广大职业律师,另一方面,对于律师会见行为的合法性缺乏有效的监管,律师会见仍然存在一些是否“正当”的困惑。为此,有必要厘清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与规范的法律意义,立足律师会见的现状与问题,完善律师会见权的保障机制,合理地规范律师会见权。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相关法律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于第十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2007年10月28日修订通过，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律师法对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新规定颇具前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刑诉法。公安机关在修订后的律师法生效后，如何执行其中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规定，处理好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呢？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的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允许律师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参与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但随后出现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以及“取保难”和“维权难”又使得这一进步大打折扣。笔者试图以律师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几难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而发现在刑事审判前阶段，只有侦辩或控辩双方，而无中立的第三方存在，法院只是在审判阶段才开始其诉讼活动。那么，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向谁辩护？又有谁来倾听呢？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研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评析

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是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关键时期,此期间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有利于构造合理的诉讼结构,促进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从而更好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基于会见权特别是侦查期间的会见权对于被追诉人如此独特的价值,会见权可谓是整个刑事辩护的基点。然而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有必要在立法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以期真正解决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的问题。

《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改革及其缺失

律师会见权在新《律师法》出台后依然阻力重重,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采纳了一些《律师法》的规定,还是对律师会见权设置了更多的限制。与国际司法实践相比,我国的律师会见权是非常不完善的。这涉及整个侦查程序的特征和法治背景,文章将着重探讨律师会见难现象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论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之实现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和赋予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落到实处,且遭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种种干扰和阻挠。横亘在律师面前的有三大困难,即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其中,"会见难"问题尤为突出。结合司法实践,对律师会见的现状、会见难的原因做了分析深层次,最后对解决如何完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提出了建议。

完善机制 保障律师会见权

律师会见权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实现其他诉讼权利的前提，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遭到严重侵害，造成了“会见难”的顽疾，影响了律师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司法公正。为切实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笔者认为，应从观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一套完善的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体系。

我国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困境与出路

解决律师会见难这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痼疾,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细则,规定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实体制裁与程序性制裁措施,分离羁押与侦查职能,建立由人民法院主持的刑事辩护司法救济程序,并有赖于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的实现和办案人员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的普遍提高。

律师会见权的强化给反贪侦查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新《刑诉法》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主线，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为价值追求，对“辩护与代理”这章作了大幅修改。96年《刑诉法》在此章节仅有10条规定，新《刑诉法》则增加到16条，同时对原先的6条规定进行了修改。这次修改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律师会见权作为辩护权基础和核心，是被追诉人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之一，与侦查权具有极强的正面冲突性，律师会见权的强化必然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反贪部门而言，在保证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利同时，如何利用契机积极应变，提升反贪侦查的业务水平，是亟需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法治视野下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重视律师权益的保障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益特别是律师会见权所作的具体规定,在实务中的落实状况却不容乐观。为了切实改变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应当建立有效的律师权益保护机制,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贯彻"依法治国"理念,来共同践行法治。

正确应对律师会见权在不同法律规定中的冲突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及配套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批准,以及会见期间侦查机关是否派人在场等方面的规定存在冲突。这种冲突是旧法滞后所致。在司法实践中,应实行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同时加速《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此外,侦查机关也应采取切实措施,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反侦查等挑战。

通向正义之路:从比较法的角度谈新《律师法》之下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

《律师法》经过修改已经颁布。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无疑是此次修改的亮点,可以预见也是实践操作中的难题。律师会见权在侦查阶段对于犯罪嫌疑人有着独特的价值,更是整个刑事诉讼辩护制度的基点。律师会见权于国际条约和一些法治发达国家都有规定。对我们国家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的设置,应当全面、辩证地看待,既要充分认识律师会见权的积极面,也要看到其相对性、消极面;既要符合法治现代化潮流,也要充分考虑国情民情、刑事政策,吸取国外立法的精华,摆准当前价值追求的准星,把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置于天平的两端,冷静而务实地衡量出最为精准的目标。

职务犯罪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对反贪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强化辩护律师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权利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但同时也对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造成很大挑战。检察机关反贪部门亟须正确理解保障和强化律师会见权的意义,辩证分析辩护律师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