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论应会通中西守正创新

当代中国文化受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出现了诸多与西方文化相整合的踪迹,使得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在出现的症候和危机中延伸着自己的理论维度: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一种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于一身的泛文化研究理论;中国文论在长期的跟踪西方话语后已经开始自己的思想转型和新话语建设;文学理论突破自己的专业框架而向其他领域渗透而形成文化互动;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话语从关注文本的小文本阐释(词语、修辞、人物、寓意等),走向关注大文本的文化阐释(阶级、性别、文化、民族、话语压迫、权力运作等);现代性二元对立式的纯思辨的文学理论不再有独霸的话语空间,而是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活生生的体验和大众审美世俗化情绪吸纳升华为守正创新的理论。这为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自我创新和理论反省,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需要潜心分析和分别厘定。

沈家本会通中西论

中西法律文化有冲突、有差异、又有共同性。沈家本会通中西,于冲突、于差异,基本是依准西学、西法;于共同性,则直述其同而发挥之,触及到了法律文化发展的规律性。

独辟蹊径会通中西——评《教育史学通论》

寻求教育史学新的发展道路,为之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已成为当前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由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主编的《教育史学通论》,突破以往教育史学著作的范式,创造性地将教育活动史与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相结合,理论的严肃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相结合,回归传统与理论创新相结合。既为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添砖加瓦,又保证了教育史学科在新时代教育改革新形势下的青春与活力。纵观《教育史学通论》,具有以下特点:(一)高屋建瓴,会通中西立足教育史学学科建设,该书开篇即指出教育史学的学科属性,即它虽然是历史学科与教育学科交叉而成的一门学科,但它的学科性质主要姓“史”而不是姓“教”。

比附与辨异:沈家本的“会通中西”之道

从《寄簃文存》来看,沈家本主要通过比附与辨异两种方法贯彻了"会通中西"的法制改革思想。沈家本以中国传统法制比附西方法制,尽量拉近了国人与西法的心理距离;对西方法治主义与传统法家法治主义进行辨异,尽力消除了国人对法治主义的顾虑。

张謇“会通中西”教育思想论略

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形成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在他的整个教育实践中,无论是学校教育宗旨的确立,还是仿照西方学制构建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系统,抑或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中都充分体现出"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清末民初教育由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发展和转变,而且对解决当下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如何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知识和改革教育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会通中西”: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之路

从五四时期开始，西方文化中心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论便开始论争，这论争一直持续到面临世纪之交的今天，“西学派”和“国粹派”的片面性日益昭彰，形成僵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更不能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然而，一个民族不能一日没有思想，一个国家不能一刻没有文化。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如何建设富有生气的中国文化？本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会通中西”，走一条批判地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

“会通中西”视野下的戴学:论梁启超的戴学研究

梁启超对戴学的研究可分为《新民丛报》时期与1920年代。梁启超发现了戴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亲缘性。他主要从戴震的哲学研究方法与道德哲学两方面来进行梳理:对于戴震的研究方法,梁启超主要强调其与西方科学精神的相通;对于其道德哲学,梁启超主要凸显它与近代功利主义的亲缘关系。这些发现导致梁启超对戴震学说的评价,从前期研究中的略带批评转变到后期的极力褒扬。转变的背后是梁启超想通过对戴学的褒扬与提倡来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

严复“会通中西”文化观及其价值意蕴

鸦片战争以后,“会通中西”成为整个近代以来文化的主题。在爱国心、丰富人生游历活动等因素的驱使下,严复提出“会通中西”文化观是“归求反观”的融通性文化观,也是“不枯守其旧,又不盲随于新”的批判性文化观,更是“苞中外而计其全”的开放性文化观。这种思想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会通中西译论的一次尝试——探析吴宓的翻译思想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吴宓因主导《学衡》的西方经典翻译活动,且有意识地进行翻译理论思考,而有其独特地位。他立足个人翻译实践,在对“五四”时期翻译现状进行反思后,审慎吸收中西翻译传统资源,如佛经汉译传统、严复的“信达雅”、约翰·德莱顿等西方翻译家的思想主张与实践经验,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翻译思想。本文对其译论的探析主要聚焦如下五个议题:(不)可译论、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的伦理要求、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着重关注吴宓对中西翻译传统资源的选择、借鉴与融合。通过解读吴宓译论的内涵,挖掘其思想价值,充实现有的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也为当下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参考与启发。

中西文化会通与近现代传记文学新变——以江苏传记文学的创作为例

王韬创作于1880年的《弢园老民自传》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记不同的质地,被看作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轫之作。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优秀的传记,到清代中国传记表现出渐渐脱离史传向文学变化的趋向,直至后来在西方传记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出新的特征。以近现代江苏传记文学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近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在创作方面的新变,具体如下:第一,西学影响下的主体意识之变;第二,中西碰撞中的国际视野之变;第三,自传的兴起;第四,实业家新形象的书写;第五,中国母亲形象的海外传播。中国近现代传记的写作和传播表现出中西文化会通的特点。

兼苞新旧 会通中西: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的重建

吴汝纶是近代杰出的教育家,1902年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力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参与重建京师大学堂。吴汝纶秉持"兼苞新旧、会通中西"的教育理念,力图将中、西学教育共同纳入新式教育制度框架内,但他提出的办学设想却未获采纳。为寻求可行的办学策略、制定合理的学堂章程以成功重建大学堂,吴汝纶以六十高龄赴日本考察学务,他探寻到实现学校中、西学教育并举的途径,增强了建设新式学校的信心。他还积极为大学堂收集资料、广置设备、引荐师资,并提出了诸多新的办学设想与建议。虽最终未能赴任履职,但其理念与行动为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和20世纪初中国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思路,作出了贡献。

会通中西方,兼修两“大学”

同学们大多上过现代＂西式大学＂,有没有人上过＂中式大学＂？有一位老人就上过,据安徽媒体报道：＂每周三的上午在熙熙攘攘的望江路上,你可能遇到这样一位老人,他穿着浅蓝色校服,背着双肩书包,并时不时地整理一下头上的鸭舌帽,他就是中国科技大学中华文化大学堂的一名学生,名叫吴天雄,今年已经92岁了,是中科大这个公益性学堂里面年纪最大的学生。＂新华社曾发多张高清照片,记录了吴天雄老先生与本科生、研究生一起,在课堂听讲和讨论发言的情况。

严复:会通中西与教育维新

严复：会通中西与教育维新高中理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是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积极宣传科学、民主思想，鼓吹变法维新。在甲午至辛亥的十三年间，严复倾其主要精力，译介近代科学方法论及西方学术名著，内容涵盖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

中国近代会通中西的法律改革家——沈家本

今年8月19日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立法专家沈家本(1840—1913)150周年诞辰。沈家本毕生从事法律研究和立法工作,建树卓著。他在主持晚清法律改革和法典编纂期间,对我国历代法律古籍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整理,首开研究中国法律史之新风,并结合中国国情,以会通中西为原则,把西方法律的一些可借鉴的原理、原则,吸收到新修的法律之中。他还是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创始人,培育了一大批我国第一代系统掌握和熟悉中西法律的人才。沈家本一生既重实际,又重理论,著作等身,时人誉之为“法学泰斗”。本刊此期发表以下两篇文章,以供研究。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

"反向格义"与"中西会通"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两种认知取向和方法选择。近现代中西学术交流在反向格义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学术的形塑,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对西方话语的依附,给中国学术带来相当的片面性偏差。对中国学术而言,不能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的反向格义而在学术上走向自我封闭,会通中西方已有学术资源进行思想创新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有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诉求。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对话,唯此才能避免在格义天平首鼠两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性。

哲学的人性自觉及其意义——中西马哲学会通的一个内在性平面

在人性自觉这个内在性平面上,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西传统哲学和马克思及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勾勒,得出一个概略的哲学地图是有意义的尝试性努力。哲学从人性的"混沌"中开展出不同向度的理性平面,为人们带来了自我理解的观念框架。西方古典哲学对人性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哲学对人性的德性自觉,马克思和后现代哲学对人性的社会性自觉,等等,既都有自然人性的客观依据,也都是自觉判断,是规划和引导人类文明的希望和理想。

“中西会通”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仿行西法偏好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运动虽是在“中西会通”的旗帜下进行的 ,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却有着“仿行西法”的共同偏好。之所以形成这种选择的偏好 ,是因为 :(1)国人以西法为强国之道 ,以为自强救国必须仿行西法 ;(2 )民族原有制度文化整体落后 ,无能力创新也无思想资源可资创新 ,不整体抄袭西法则无法向新的竞争时代交卷。这种西化取向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 ,但现在是对其得失进行反省的时候了。

学识与事实:中西会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史起步阶段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和现代分离、理论方法依附于西方等方面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之争也迅速蔓延到这一年轻的研究领域中来。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的深化和健康发展需要经历很大的视野调整,既不能以西方为中心,又不能停留于对中国特色的单向强调,而要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依“普遍历史”的眼光,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对中西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思考,并通过历史实证研究,揭示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特殊道路。

文明论视域中的中西哲学及其会通

哲学具有地方性和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和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地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文明论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厚的哲学"。正是这种"厚的哲学",在普遍同质化的世界进程愈来愈深入的过程中,承担着世界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为不同形态的哲学提供了合法性。中西哲学的交遇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事实之一,必然导致二者之间的会通,会通的形式有三种:以普遍同质化世界进程为基础,建立与之相应的面向人类共同境况与问题的"大哲学"或"世界哲学";通过学习他者、吸纳他者而丰富自身,以绕道他者的方式重建自身;以哲学游牧者的姿态在不同哲学与文明之间自由穿行,从而解除哲学与特定文明的具体捆绑,建立二者之间流动性的自由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