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休的儒释会通思想研究

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逐渐会通,佛教迎来了理论创新高峰,但谏迎佛骨、会昌法难的发生说明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中国化。裴休被唐宣宗称为“真儒”,同时笃信佛教,他继承并发展了师友宗密的禅教一致、一心万法思想,并参与撰写了黄檗希运的即心是佛思想。裴休以禅思想融会儒家,将慈悲与仁爱、禅教一致与述而不作、阐教利生与经世致用、圆觉与成圣、心性与道等会通,涵盖了两教的核心教义、社会功能、终极超越等内容,对儒释两家做了全方位的融会贯通。裴休以禅宗心性哲学为核心、儒家济世为功用,不仅在个体层面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而且其儒释会通思想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

建功利生:清初遗民僧会通佛儒的一种途径——以晦山戒显为代表

清初"遗民僧"兼有"遗民"与"僧人"的双重身份,堪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为特异的群体之一。双重身份内蕴的伦理矛盾,使遗民僧迫切需要会通儒释;凭借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修为,他们开辟了不同的道路。晦山戒显是在儒林和佛门两个领域都获得高度认可的遗民僧,他以身体力行的"建功利生"为会通二教的主要途径,包括对内的个体性道德自律和对外的群体性劝善治世。虽然他的活动方式是佛教的,但目标却是帮助重建儒家伦理秩序,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也没有离开儒家范围,其建立不朽功业的自我期待甚至与佛教义理有所抵牾。由此观之,只要涉及社会秩序建构,在传统中国儒教社会,佛教可以腾挪的空间十分有限。

契嵩《中庸解》佛儒会通思想探析

《中庸》是儒家为数不多系统阐释心性问题的经典。汉魏之间,《中庸》并未受到儒门的高度重视。对《中庸》的重新被重视与流传,佛教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庸》集中对心性问题的阐释,使其成为沟通佛儒的一架桥梁。契嵩的《中庸解》以佛教“一心开二门”的思维模式,结合儒家中庸之道,构建了自己的心性理论,提出了性无善恶、情出于性、以性制情、心统性情的心性论,主张导情复性,教人以善。他的心性论会通佛儒,促进了宋代儒门士大夫对佛教的接受,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以及宋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紫柏真可易学诠释特色探究

紫柏真可在晚明的儒释会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学说以“心”作为立论纲宗、融摄三教。就易学诠释而言,真可在承认“文字见道,心通三教”的基础上,以名异实同为解经原则,用一心统摄三家,以《易》之经传为诠释对象,用佛教独特的语言和思维,通过心的变现和转化把《易》的思想内容化用到佛家教义中,以《易》为方法,通过破《易》立佛的方式,建构其以心为核心的佛学体系,彰显佛教精神。

北宋南北士僧交往的几种类型及其文化内涵

儒释间多层面的会通交融是北宋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士大夫与僧人之间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为这种会通提供了重要基础。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晁说之等北宋著名士大夫与几位“宝月大师”的交往,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士僧交往的多种类型:既有士僧间的诗文酬唱、书画品评等直接交往,也有士大夫为亡僧撰写塔铭、碑铭等间接交往。这些交往涉及政治、文学、艺术等各个层面:北方巩县宝月的事迹主要体现了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南方几位宝月则与士大夫个人处境、佛学兴趣和文艺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交往使士僧在各个层面加深了理解,甚至促进了士大夫群体的内部交往。交往过程和形成的文字作品,生动反映了北宋佛教的政策、态势,士大夫的佛学观念及其不同人生境遇下的心理活动,是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重要史料。

论佛日契嵩的孝道观——以《辅教篇·孝论》为中心

以佛日契嵩《辅教篇·孝论》为中心,从契嵩的生平、历史背景、佛教孝道观的演变、对契嵩孝道观的分析和《孝论》的历史价值等方面入手,提出以下观点:⑴《孝论》既是对之前历代佛教孝道观的集大成,更是第一部系统的孝道观理论著作;⑵《孝论》在会通儒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突出了佛教孝道观独特的地位和价值;⑶《孝论》注重世俗与出世、务实与求道的结合,影响了后世佛教孝道观的理论发展。

试论李翱《复性书》的心性思想

为振兴儒学,唐代儒家学者李翱以儒为本,重新重视《中庸》、《易传》等儒家经典,吸收同时代佛学心性理论,著《复性书》三篇。李翱在《复性书》中提出具有本体色彩的"诚"的概念,并利用佛学著作《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本觉"的思维方式论证凡人和圣人心、性、情的关系,系统阐述凡人去情复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论佛日契嵩的孝道观——以《辅教篇·孝论》为中心

本文拟以佛日契嵩《辅教篇·孝论》为中心,从契嵩的生平、当时的历史背景、契嵩之前佛教孝道观的演变、对《孝论》中契嵩孝道观的分析和《孝论》的历史价值等方面入手,提出以下观点:(1)《孝论》既是对之前历代佛教孝道观的集大成,更是第一部系统的孝道观理论著作;(2)《孝论》在会通儒释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突出了佛教孝道观独特的地位和价值;(3)《孝论》注重世俗与出世、务实与求道的结合,影响了后世佛教孝道观的理论发展。

方东美人格超升论探析

方东美在论述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时,认为儒、释、道三派会通之处便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他另辟视角,由三家均肯定"人性可使之完美性"出发,提出了"人格超升论",并且认为,儒、释、道三家的"旁通统贯论"和"道论"最终目的是由现实世界提升到理想世界,与此相对应,人的品格也应该上升到"理想化与圆满无缺的人格"。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是以人类生命精神价值为中心追求内在人格超越,这样来把握中国哲学的人格精神是极为深刻的。方东美提出的"人格超升论"为我们了解中国哲学的共相,更好地把握儒、释、道三家哲学特质,弘扬和传播中国哲学智慧提供了新思路。

“中庸”思想的进一步探析——以契嵩《中庸解》为主要内容

契嵩（公元1007——1072年）毕生致力于维护和捍卫佛教利益及如来法门的传播，他对于当时禅宗思想的发展及北宋的宗教政策具有深远影响。契嵩注重著书立说，提倡佛儒调和，《中庸解》（五篇）集中反映了其援儒入佛、极力弘扬佛教理论和教义所做的努力。文章试以《中庸解》为考察对象，以儒家中庸思想为视角，再探契嵩站在释者之角度对于中庸思想的理解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