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会通河南段水涝及水事纠纷类型探析

会通河的开通剧烈地改变了鲁西地区的水文环境,并引发严峻的水涝问题。会通河南段的水事纠纷往往与保漕济运之国策相纠缠,加剧了纠纷的复杂性。开河泄水涉及上下游各州县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实权官员居中调解是化解上下游矛盾以及开展疏河泄水工作的关键因素。在没有国家权力介入的情况下,地方州县开展挑河泄水的难度极大。由于保漕济运的国策以及各州县间复杂利益纠葛,导致地方排涝泄水工作的开展面临各种困境,进而加剧了本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

会通河码头的前世今生

元朝京杭大运河会通河起首处的古码头——梁山县梁山街道办事处的前、后码头村,历经700余年风雨烟云,前世陈迹已深埋地下,现今被辟建为梁济运河港口。前生济州河与会通河至此衔接交汇,繁荣兴旺;今世日瓦铁路与梁济运河在此铁水联运,港口格外辉煌。

郭守敬勘测规划会通河线路及水源补给的科学史实辨析

元代会通河的开辟,基本打通了京杭运河全线,居功厥伟。以往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关键勘测是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贡献。但元代会通河的运量尚不及当年漕运总量的十分之一,又难言成功。这一矛盾现象往往被无视或有意回避,成为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本文主要依据元代史料,对郭守敬至元十二年(1275年)进行的山东运河六条测线的勘测内容逐条进行分析,对会通河建设过程及其建成后的运输困境进行梳理,发现至元二十六年主持会通河建设的马之贞曾秉持宋金水道形势重新做过勘测并成为施工依据,而并没有采用郭守敬的勘测成果,因此元代会通河建设及其效用低下都与郭守敬的勘测工作无干。本文又凭借《水经注》记载的由汶水分流注入茂都淀的古河道,明代初年曾借助沙河分汶济运带来京杭运河的兴盛,以及郭守敬其他重要测绘成果的分析,对以上结论进行验证,进一步证实了郭守敬勘测规划的杰出的科学创造力。

会通河引水工程演变中的水沙因素

自元代开通会通河,尤其是明代重新开通会通河以后,运河漕运逐渐成为国家经济政治的命脉所在。会通河的引水工程更是成为这一命脉的咽喉。会通河南北分流专藉汶水。在汶水上起主要引水作用的工程先后是堽城坝和戴村坝。堽城坝和戴村坝都经历了由沙土坝到石坝的演变,在这一演变中水沙的矛盾是其关键因素。

明代会通河水源补给问题初探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南北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南粮北运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代会通河疏浚以后,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必经之路,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枯涩之患多有发生,如何解决水的补给问题,成为保证通航的关键。大部分学者认为会通河补给之水皆赖于泉水,而本文认为,除了泉水以外,河水、湖水也是会通河补水的重要源泉。

明代会通河水源补给问题初探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南北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南粮北运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代会通河疏浚以后,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必经之路,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枯涩之患多有发生,如何解决水的补给问题,成为保证通航的关键。在明代,会通河主要以泉水、湖水、河水为补给水源,及时地保证了通航。

明代会通河水源补给问题初探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对加强南北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南粮北运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明代会通河疏浚以后,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必经之路,由于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枯涩之患多有发生,如何解决水的补给问题,成为保证通航的关键。在明代,会通河主要以泉水、湖水、河水为补给水源,及时地保证了通航。

宋礼访白英——治理会通河史话

白英是位真实的历史人物,生于元末至正23年(公元1363年),卒于明永乐17年(公元1419年),终年56岁。他治运的业绩,青垂明史。事隔五百多年了,但是“白英点泉”、“白大王显灵”等脍灸人口的民间故事,仍在运河两岸、汶上大地广为流传。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黄河决口于原武,淤积数百里,京杭运河堵塞,交通中断。田地荒芜,秋风凄凄。明永乐皇帝朱棣定都北京后。

元初东平及元会通河简论——《元代杂剧的中心之一—东平府》史料订正与质疑

王志民同志的《元杂剧活动中心之一——东平府》与《元代杂剧的中心之一——东平府》是两篇资料、观点完全相同,介绍元初山东东平经济政治状况与元杂剧关系的文章。文章从《马可·波罗游记》及金元史书中引述不少史料,论证元初东平是一座城墙高大,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商业城市。”而元杂剧是商业经济繁荣的产物。

遗产河道空间形态研究——以会通河阳谷段为例

后申遗时代,对于大运河保护发展的研究逐步变得系统、深入,基于河流的空间形态,可见河流生态、河漫滩湿地、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但聚焦于遗产河道本体的空间形态研究较为少见。本文以中国大运河会通河阳谷段为例,对遗产河道空间形态展开研究,通过分析河道纵向、横向、竖向及时间四个维度,总结河道的纵向联动、梯级船闸的竖向起伏、河道的横向形态等空间特征,对河道提出保护利用建议,以期深化对于运河文化景观的研究。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大运河会通河临清段保护范围内实施京雄商高铁建设项目的函(鲁政字〔2022〕142号)

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你公司《关于申请批准在京杭大运河保护范围内进行京雄商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山东段)工程建设的函》(雄安高铁经开函〔2022〕58号)收悉。现就有关事项函复如下:一、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会通河临清段保护范围内实施京雄商高铁建设项目。

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

公元一四○二年,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为其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长期驻在北京。到一四二一年正式将明王朝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北移,南粮北运问题,成了明朝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时,明朝每年需要从南方运近四百万石粮食供应北京。开始“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海运险远多失亡,而河运则由江淮达阳武,发山西、河南丁夫陆挽百七十里入卫河(也称御河——笔者),历八递运所,民劳其苦。”因此,怎样才能保证每年把几百万石粮食稳妥地如期运到北京而又费少时速,便成为明朝统治者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时即有人主张疏浚会通河,以恢复大运河的全线通航,来担负起繁重的漕运任务。

清代会通河北段运西地区排涝暨水事纠纷问题探析——以会通河护堤保运为中心

会通河的开通不只给沿线城市带来了商业的繁荣,还给运西地区带来了严峻的排涝问题。清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没能有效减轻运西水患。为了保护运道安全,清政府对运西河渠疏浚基本持反对态度,致使运西河渠普遍湮废。民间的占种河道和地方官员的按地升科,加重了运西普遍存在的排水纠纷。围绕着排水纠纷,国家、地方、士民利益相冲突,但国家保运行为始终占据绝对优势,以致终清之世无法解决。运西严重的水患体现了运河影响下水环境的恶化,深刻影响到了民众的生产生活,是运河淤废以后沿线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会通河的兴衰与再发展机遇

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中曾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促进了南北方的联系与交流,并带动了沿运河地区的发展。会通河是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在大运河的整体复兴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对会通河历史变迁的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其在地区发展中的定位,提出了会通河未来保护与发展的建议。

《大元新开会通河记》考释

杨文郁所撰《大元新开会通河记》一文是研究元代大运河的重要材料,但传世文献所载此文错讹甚多。《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刻的发现,可补传世文献所载碑文之不足。通过对拓片与传世文献所载碑文的比对,还可以廓清这篇碑文的流传线索。《大元新开会通河记》详细记载了会通河的开凿始末,以及会通河管理机构、闸坝的营建等重要信息,为研究元代会通河的开凿与管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东平湖变迁对大运河会通河段沿革的影响

历史上会通河是大运河南北通航的关键河段,东平湖的前身——安山湖曾是会通河北段最大的调蓄湖和重要的水柜。历史时期黄河泛滥导致安山湖不断变迁,并淤塞会通河,这种自然力量在和历代政府人为疏浚的矛盾运动中共同影响着大运河的南北通航。本文在参阅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东平湖变迁对会通河沿革的影响,以期为大运河复航工作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京杭大运河会通河台前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境内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中会通河的一部分,目前均被淤埋在地下。为配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部门于2018年4月至6月,对该段运河及相关遗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测绘与勘探。基本明确了该段运河的河道走向,初步了解了不同地段的河床、河堤的基本结构和埋藏信息。此外,还确定了一些关键遗存的位置,为以后继续开展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齐鲁水韵 文脉流芳--山东省水利遗产风采 运河之心——戴村坝

戴村坝位于今山东东平县境内大汶河上,始建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是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构件之一,是保障明清两代500年大运河最高段——会通河水源供给,实现漕运畅通的关键。戴村坝全长1599.5米,由主石坝、窦公堤(又称太皇堤)三合土坝(又称灰土坝)三部分构成。主石坝是戴村坝的主体,总长437.5米,又分为玲珑坝、乱石坝、滚水坝三段,坝高各不相同,以实现大汶河不同来水情况下分流量的调整,以保持小汶河安全济运水量。三合土坝长262米,是用灰土填筑的溢洪堰。窦公堤长900米,是连接主石坝与三合土坝的隔堤。

阳谷的黄河·运河·漕运

运河、黄河流经阳谷,京杭大运河始凿于春秋,初通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元朝对其进行裁弯取直,明清维系国脉,臻于极盛。它是中国古代沟通东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中国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阳谷境内的运河河段,是京杭大运河的会通河河段。

13至19世纪黄淮间运河自然史研究

1128年黄河改道,经由泗水入淮,改变了战国以来黄淮间运河与自然河流的关系。元开会通河以及徐州以下漕行河运,构成了运河与黄河利害并存的关系:黄河既为水源,又为水道,更以频繁决溢给运河以极大干扰。本文研究了黄淮间运河水道的重构过程与区域水环境演变,得出如下结论:(1)徐州以上,由黄河北泛泛道形成的耐牢坡河,对会通河济宁以南水道和泗水流域水系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徐州以上黄河决溢直接关系会通河-黄河漕运水道的水源丰枯。明前期引沁入汴入河的努力,维系了近200年黄河水道通航。河行漕运最后以徐州洪、吕梁洪淤塞而终结;(3)会通河济宁以南,徐州以下黄河水道的淤积是区域水环境蜕变,泇河、中运河及微山诸湖形成的主要动因。而微山湖等具有水源调蓄功能运河水柜产生,使运河最终摆脱了对黄河水源和水道的依赖,换来了其后大运河200余年的畅通。本文认为,黄河南行的700年间,在黄河南北泛道泥沙累积淤淀与运河工程体系运用的共同作用下,淮北平原自然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改变,这是大运河不可忽略的自然史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