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述学文体与京剧批评理论的建构——以“传”为考勘

吴小如是京剧票友、评剧人士,又是文化学者、大学教师,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戏曲活动中,一个突出成就是自觉开展广泛而独到的京剧批评,建构以“传”为中心的理论谱系,具体包括批判“不传”、勉励“传人”、号召“真传”三个维度,由此打开了“传”所蕴含的丰富的张力空间。据此,他还创造了若干戏曲研究的新术语,使“旧剧”跳出新旧分立的二元逻辑,转而向内开拓“传”之路径,而剧评、伶评等文章“小道”也成为吴氏最具代表性的“述学文体”。吴小如的京剧批评及其理论化,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以降,传统戏曲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思潮,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今日戏曲传承与创新必须直面的理论遗产与历史资源。

场域理论视角下“白蛇传”的跨媒介生产与传播

媒介技术的发展重塑了民间传说的媒介呈现方式。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白蛇传说的文艺生产,发现“白蛇传”的内容生产具有内部自主性和外部他律性的共生特点。同时,“白蛇传”建构起与媒介共进的内容生产格局,使得白蛇传说的内容生产具备多主体参与、多形态输出、传统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内容生产特点。“白蛇传”拥有多种艺术形态的文本展演,在资本的力量下,白蛇传说在跨媒介的过程中通过媒介和故事两个层面的实践,实现了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转换,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价值转化。

求“史”研“传”——山西河东非遗舞蹈传承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析

山西省具有非常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尤其是山西河东的非遗舞蹈,不仅历史悠久,同时类型丰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地方文化内涵,使其具有极高的传承与保护价值,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万荣花鼓、稷山高台花鼓、蒲州花伞、西石花鞭等不同的非遗舞蹈形式,反映了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百姓的乡土民俗。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探索山西河东非遗舞蹈传承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其提供充足的策略保障。因此,当地应该将求“史”和研“传”进行结合,在遵循当地非遗舞蹈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有效策略,以便让山西河东非遗舞蹈“活”起来,得到更加科学的传承和发展。

明清时期“焦竑传”文本的互文性阐释

互文性是“焦竑传”文本的特性,具体表现为多种文本间的承袭关系,这种文本承袭通过线性延伸以及网状铺展的文本互渗和结构重复、话语认同的文本协同策略实现。“焦竑传”的互文性体现出传记书写者在不同的“理解语境”下对焦竑的理解与阐发,“理解语境”的必然相对性决定传记作为“文本真实”的必然相对性。从互文性理解多种“焦竑传”对焦竑“历史真实”的文本书写,有助于深入认识传记文本,反思传记书写与历史真实的相互作用。

“白蛇传”德语译介史述

纵观“白蛇传”在德语世界近两百年的译介与传播史脉,经历由浅入深,再入简的嬗变之路,不仅对中德文学交流意义深远,甚而成为早期西方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诸般译作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烙印,喻示着不同历史阶段德语世界的汉学研究侧重与审美倾向。本文系统梳理“白蛇传”在德语世界的译介脉络,阐明各时期“白蛇传”故事的译本形态与译者动机,钩沉其在德语世界的知识谱系与接受效果,以期引发对中国故事域外有效传播的深切思考。

重构神话叙事 回归电影美学--以“白蛇传”系列电影为例

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仙凡相恋的故事不胜枚举。但白蛇故事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在不同时代的观众面前:从民间传说、小说文本到传统戏曲、现代戏剧,从极具现代媒体艺术特色的电影、电视剧到当前颇受关注的动画、戏曲电影等。2019年动画电影《白蛇:缘起》(黄家康/赵霁)以4.68亿元的票房成绩~((1)),成为年度动画电影的标杆,演绎了白素贞与许宣的恋情。

“建学讲做传”五位一体的“一站式”学生红色文化社区建设研究

红色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最重要、最鲜活的宝贵素材。在大学生“一站式”社区建设中融入红色文化,建设红色文化社区,可以让大学生在社区生活中践行红色精神。本文参考许多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宝贵经验,从“建、学、讲、做、传”五个方面建设红色文化社区,五个方面构成有机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以更加贴近学生现实生活,让学生浸润在红色文化之中,在社区生活中传承红色基因,传颂中国精神,从而提升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史记》“四裔传”与秦汉时期的边疆民族史研究

《史记》"四裔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部简略的秦汉边疆民族史,是研究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发展最基本的文献。司马迁以黄河流域为地理基点,以华夏文化为中心,逐一对汉朝边疆的民族按方位进行了叙述,全景式的再现了当时中国边疆民族的发展概况、生产力水平、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情况,对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意义重大。

“白蛇传”传说的景观叙事与语言叙事

"白蛇传"传说对西湖、金山寺等地域景观的话语建构,拓展了传说流播的空间,丰富并建构了景观新的文化符号,提升了地域景观的社会知名度。杭州对雷峰塔的重建起到了连接历史、唤醒记忆、诱发传说讲述的叙事功能,镇江对"法海洞"的命名则充分展现了地域依据传说对现实景观进行重构的编码过程,它们共同以景观叙事的方式创造性地拓展了语言叙事的功能,扩大了"白蛇传"传说与地域文化的社会影响。传说以语言为媒介进行地域景观的话语建构,地域又以传说景观为依托,对现实景观进行创造性的符号编码,景观叙事与语言叙事的互动逻辑,不断以"发明传统"的方式延续和强化传说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简析“民众新闻”的“源—传”结构关系及其特征

在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传播学界在新闻主体论视野中,多是在"受众传者化"的意义上讨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变革,但更为细致的分析会发现:"受众传者化"首先表现为"民众新闻"现象中"信源主体的传者化"。因而,本文以民众新闻为对象,从两大方面考察分析了信源主体与传播主体的结构变化及其基本特征:一是从民众新闻与职业新闻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源—传"关系在历史变化中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二是从传统新闻业时代没有的、新的民众新闻现象内部考察了"源—传"关系的结构特征。这样的考察分析对于认清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生产与传播的真实面目非常必要而重要。

移动互联时代的“大宣传”与社会治理

本文基于社会治理的理念,研究当下时兴的移动互联新媒体及其背景下的"大宣传"。本文认为,"大宣传"的提出,是传播观念的创新。"大宣传"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统一性。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移动互联是"大宣传"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落实"大宣传"思想,需要尊重、善用多元的传播力量,将移动互联的新媒体纳入"大宣传"与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生产规律与社会治理要求的移动互联宣传治理思路。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白蛇传”故事讲述中的话语嬗变与文化共生

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在民间故事讲述时都在回应特定的时代命题与群体的生存经验。“白蛇传”故事在不同的语境与地域文化中重述着。古代文献中“白蛇传”故事文本在空间与时间的交织中发展。19世纪初期开始,民族—国家观念、性别意识、革命话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不同的时代话语及“雷峰塔”“西湖”等不同空间主导着“白蛇传”讲述、重述、演绎等,同时,故事文本中的历史、记忆、文学表达逐步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享与交流的文化资源。“白蛇传”故事的跨时代、跨区域传承传播彰显了其所呈现的文化共享与交融在当下文明互鉴与交流中发挥的独特魅力。

明清“冯小青旧传”之考论

"冯小青旧传"主要指最早以传记形式演绎明代万历年间武陵冯小青其人其事的作品,以戋戋居士所作《小青传》为代表,共有7则。在明清两代"冯小青现象"中,"冯小青旧传"作为戏剧、小说、诗文等作品的母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冯小青旧传"的作者、时代、版本等基本情况的考辨,梳理了明清文人对"冯小青事"真伪性的争论,并考证其事的真实性与传记中基本人物的原型;在此基础上,分析"冯小青旧传"对现实的演绎,并进一步肯定其价值:基本确定了后世文人关注"冯小青事"的焦点,以及后世有关冯小青其人其事之作品的发展轨迹。

“白蛇传”系列电影: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想象力消费”

作为中国民间亚文化的“白蛇传”传说,一直是各种文艺作品改编重写的重要题材或素材。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新媒介的发展,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崛起,“白蛇传”系列电影也发生着“现代转化”,在文化价值、符号表征和意识形态内涵等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想象力重构,呈现出互联网时代“想象力消费”的新形态和新美学,如空间场景虚拟化、游戏化的奇观建构,以及叙事节奏加快、密度增加等。“白蛇传”系列电影的现代影像转化,表现出混合、杂糅、复杂的多元性特点,这源于白蛇原型的丰富文化内涵及其与现实对话的潜力。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郭沫若传”的现状考察——兼谈多身份传主传记书写的进路

郭沫若的成就决定其成为现代作家作传数量较多的作家之一。从自传到他传,“郭沫若传”历经多年的实践已呈现出数量大、样式多的格局。在梳理“郭沫若传”的历史之后,可以发现“郭沫若传”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一些问题。总结“郭沫若传”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不仅有助于“郭沫若传”的书写,而且还可以与郭沫若研究相互促进。“郭沫若传”还可以从多传主身份这一角度探索其进路,这一认知角度决定“郭沫若传”还有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叙述学解读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借鉴了日本私小说"三位一体"的叙述方式,但同时,由于社会环境以及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审美标准的影响,郁达夫在叙述人称与视角的使用以及文本中叙述时间的安排上,体现出不同于日本私小说作家的艺术追求,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美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