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信标记“都说”的多角度研究

“都说”作为现代汉语转述性传信标记,言者在使用“都说”引述他人话语时,对引述内容的态度具有正向与负向之分。立场态度的不同,表现出来的语法现象也有差异。本文将针对这一差异对“都说”进行考察,有助于丰富传信范畴的多样性。

转述传信标记“据说”“听说”“传说”的性质研究

“据说”“听说”“传说”为现代汉语高频词,以往多从插入语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传信功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以传信范畴与传信标记的性质界定为出发点,发现“插入语说”过于简化,“全动词说”不够全面,“话语标记”说有失客观。从共时平面上看,“据说”“听说”“传说”在韵律特征上语音可识别度低,在句法功能上句法独立性差,在语义特征上尚具有真值条件语义。因此,“据说”“听说”“传说”不仅仅是插入语,不全为动词,在传递信息来源与获得途径的同时,兼具表达言者立场与言者态度的功能,尚未完全语法化为只具有元话语功能的话语标记,而是表明所言信息来源于言者转述不确定信息来源的转述传信标记。

英语新闻语篇中传信标记的认知研究

传信是新闻语篇中重要的语法范畴,具有明示信息来源及对其可靠性进行认识评价的传信功能。本研究考察了英语新闻语篇中传信的语言表现形式。研究发现,英语新闻语篇中词汇传信标记和句法传信标记往往协同作用实现传信功能。在入场理论框架下,不同类型传信标记实现传信功能的认知机制可以通过不同的入场策略得到统一解释。

论北京口语中的引述类传信标记“人说”

本文选择了在北京口语交际中常用的一个个案"人说"作为研究对象,着重论述了北京口语引语中的"人说"是如何演变为传信标记用来表达传信功能的:它由引导句作为复合句的主句经过重新分析,丧失其主句地位后经历词汇化,逐步变为既有引语功能又有传信功能的标记词。文章还引用了其他语言的例证来说明北京口语中的"人说"这一引述类传信标记的形成方式具有普遍性。

演绎传信标记“按说”与“照说”的语义、语用研究

"按说"与"照说",是现代汉语中的演绎传信标记,二者既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在语义特征上,二者具有推理理据的通识义、推理命题的反叙实义,其中"说"具有"以为义";在语用功能上,二者具有系联功能、传信功能与逆转评价功能。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域上:"按说"更具共同语色彩,倾向于书面语,"照说"多通行于南方方言区,更倾向于口语,因此,"按说"适用性更强,使用频率更高,功能较为复杂。"按说"与"照说"的语义特征抽象化与语用功能多样化是主观化与语用推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江淮方言间接引语标记“说的”向语气词的词汇化

江淮方言中"说的"是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标记相关信息是言者从他人那里道听途说而来。在道听途说来的信息的真值的不确定性受到质疑的特定语境下,后置型间接引语标记"说的"词汇化为表示反预期意义的句末语气词。从间接引语标记向反预期标记的演变还见于上海话"伊讲"、台湾闽南话"讲"和日语って(tte)。所不同的是,演变出的反预期标记是句末语气词,还是句中语气副词,抑或句末语气助词。这取决于演变前的间接引语标记是前置型还是后置型,是孤立型还是黏着型。江淮方言"说的"的历时演变可以从该方言中"说的(话)"的共时多功能性中窥见一斑。

言者视角标记的内部层级制图

言者视角标记作为传信标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句法语篇接口研究的重要领域。秉持制图理论的相关理念,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言者视角标记对主句真值语义解读的影响及它们之间的相对语序,为命题的修饰成分(ModP)的内部结构和情态层的接口位置进行了再分析,为其层级分布做出初步的制图分析。

古藏语言说动词skad的语法化

古藏语言说动词skad(■)从实义动词逐步演化为引语标记、比拟格和传信标记。在8—10世纪的吐蕃碑文和敦煌藏文文献中,skad作实义动词、引语标记和比拟格。而在11世纪之后的文献中,普遍用作传信标记。这些不同的用法呈现了该词从实词逐步演变为虚词的完整阶段。藏语言说动词中,比拟格的案例并不多,这一发现不仅能丰富藏语动词语法化词库,对其他藏缅语族语言动词语法化研究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同时,通过界定功能演化顺序,有望为古藏文文献写作年代的确定提供更多语言学证据。

新化方言言说动词“讲”的虚化及其制约因素

新化方言的"讲"存在多功能性,可以做言说动词、重申标记、引语标记、传信标记和宾语从句标记。言说动词"讲"虚化后,决定其语法性质的,主要是其宾语的语用属性。当宾语仍表示某人说过的话时,"讲"一般为重申标记、引语标记或传信标记;当宾语不再表示某人说过的话,而是表示某人的认识或看法时,"讲"一般为宾语从句标记。至于重申标记、引语标记和传信标记的区分,则体现在宾语的原话主上,如宾语为说话人自己说过的话,"讲"一般为重申标记;为别人说过的话,"讲"一般为引语标记或传信标记。至于引语标记和传信标记的区分,则体现在宾语的原话主在句子结构中的隐现上,原话主出现的为引语标记,消隐的为传信标记。

从焦点理论看句尾“的”的句法语义功能

本文运用焦点理论和非单调逻辑的有关观念和方法,通过分析包含句尾"的"的事态句在语义结构上的特点,进而揭示句尾"的"的句法功能是名词化、语义功能是自指、语用功能是表示确认语气。首先,建立事态句的各种格式之间的推导关系,分析不同格式的事态句在焦点结构和焦点类型上的差别,并以此来解释不同格式的事态句在构造方式和语义表达方面的差别。接着,讨论句尾"的"跟名词化标记"的"在语义指称类型上的同异,通过刻划"的"字结构的逻辑性质来揭示:所谓的转指标记、自指标记和传信标记的"的",在句法、语义功能上具有相关性和一致性。然后,用非单调的观念来分析事态句在时体特征和句式意义上的不一致性,用预设的动态求解来解释事态句的已然义和未然义之间的关系;通过揭示事态句中的认定焦点具有对比性、排他性的语义特征,来解释事态句何以能表示确认意义,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事件句都能转换为事态句;并用缺省表达跟标记表达的对立,来说明事态句的确认义、确信义和确询义之间的关系。

从引述到否认:“所谓”的表义条件、历时演变和立场表达

本文基于语言的“多声性”发现,“所谓”句包含引语代表的被引者声音和其他成分表示的言者声音。这两种声音的异同与“所谓”的表义有对应关系。二者无明显偏离时,“所谓”表引述;二者可能有偏离、部分偏离、完全偏离、严重偏离时,分别构成“所谓”表不确信、轻视、不承认、贬斥等主观义的条件。“所谓”有歧解性的原因是“所谓”句正处于两种不同声音相互交往的连接点上。从引述到负面评价的过程也是言者声音越来越偏离被引者声音的过程。历时考察表明,“所谓”在先秦时已有引语标记用法,至宋代经主观化和语法化而出现引述类传信语用法。负面评价语境、紧邻被引语的位置、相对较高的使用频率都为其主观化提供了条件。它在言说类词语中既有共性的语义演变方式,也有个性的发展,在现代汉语里能与引语分离,继续语法化为只表言者态度的传信标记。“所谓”能表达中性和负面立场,言者的主观视点会影响其立场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