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媒政策转型中的垄断个案分析——基于俄罗斯的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案例

国际传媒业重大的结构重组和发展态势深刻影响着当今的国际社会,新的世界格局正重新建立,许多制度转型的国家正面临机遇和挑战。分析了解国际传媒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掌握国际传媒政策的基本规律;通过对俄罗斯传媒政策变迁中的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的垄断案例分析,有助于各个传媒制度转型国家更好地制定传媒政策,寻找一条既维护本国利益,又推动本国传媒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从统治到治理:国家在传媒政策全球化的地位与作用

2001年中国入世标志着传媒政策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基于全球视野思考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家等多元政策主体之间的关系与政策模式的变化,成为21世纪以来中国政策实践和研究的必须面对和深思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和分析全球化有关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世界传媒政策模式的转变,以及国家在政策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传媒政策的形成由统治向治理转变,国家的作用并未由此而弱化或空化,而是管理方式和手段的更新、优化和转变,这期间强权和经济价值与文化多样性的博弈仍是最为关键的政策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传媒霸权——兼论我国的传媒政策

经济全球化使得全球整个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利用其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牢牢掌握了世界传媒霸权,从各大传播媒体中显露出“传媒霸权主义”的印记。对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顺应全球传播时代的潮流,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传播技术,增强在全球信息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才有可能掌握全球传播的主动权。

从“行政干预”到“国家治理”:新制度主义视域下传媒政策的演化路径研究

本文尝试通过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复合视角分析传媒政策的制度化过程,用以阐释我国媒介体制中的“国家角色”的结构性特征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构建了结构性的制度体系,其演化机制既承续传媒历史起源的特殊性,并与中国产业融合的大趋势保持与时俱进,具有创新性、开放性和连续性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还将社会伦理的规范性原则纳入其中。总体而言,研究提示中国媒介体制区别于西方的重要特征,即中国传媒政策的演化路径经历了从“行政干预”到“国家治理”的变迁,国家角色不再以单一化的行政干预方式呈现,而是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合型关系,以国家治理的方式形塑当代中国媒介体制,避免了以工具性或市场利益遮蔽公共性的“单一目标取向”,也避免了将政策过程转变为去政治化、追求技术性事务优先的“技治主义”。

制度转型中世界传媒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当代传媒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是世界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首先要经历诸多重大制度变迁和历史转型。而制度转型的最直接表现则体现在传媒政策上，可以说任何国家每个时期的传媒政策都要适应制度转型的需要。梳理世界传媒政策的发展轨迹，通过比较世界传媒政策的内容，指出世界传媒的传播政策范式为各国传媒提供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架构逻辑。

台湾传媒政策下的台湾电视节目改革思考——以台湾时事类新闻节目为例

电视媒体对大众的影响力是大且深远的。因其受众面广且娱乐性强,对于民众的舆论导向作用是显著而深入的,电视节目中传递的信息会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舆论的走向。在政治政策较为特殊的台湾,其电视媒体尤其是时事类新闻节目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值得被研究。

2019年传媒政策的三大重点：县级融媒体中心、新型主流媒体与网络治理

2019年是我国传媒领域继续深入媒介融合的一年,媒体融合大背景下,我国传媒政策就具体领域发布了更为细致的指导和引领,推动了我国传媒领域更为纵深的发展。总体而言,我国传媒政策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结合时代特点,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提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加强新兴媒体管理,严格信息内容治理,净化网络生态空间。

为传媒政策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全球传媒发展与传媒政策论坛”综述

2007年6月16～17日，“全球传媒发展与传媒政策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大学中外传媒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国内外40多位学者和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围绕“当代传媒发展与政策”这一主题，与会者畅所欲言，在理性思辨的激烈碰撞中启迪了研究思想，开阔了思路。

浅析媒介运营在新世纪传媒政策演进中的泅游之态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媒政策由秩序价值取向向效益价值取向转移,媒介运营的市场化也愈加明显。广播影视集团日益成熟、制播分离模式改进创新、媒介融合优势互补都是媒介运营在传媒政策演进中,灵活顺应传媒政策做出的运营调整。媒介运营始终顺应传媒政策的大潮行进,但也在不断寻求自身的方向和港湾。

传媒政策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以2003-2008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为例

无论是从产业层面还是从事业层面来看,传媒政策都要求媒体不仅要发挥"党的喉舌"作用,还需要关注市场(受众)需求。那么,在"市场"与"事业"的博弈状态下,"党性"明显的主流媒体是如何生存的?此类主流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是否有效的践行了相关传媒政策呢?本文以报纸为主流媒体的代表,考察2003—2008年之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的变化与国家传媒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

投资传媒政策完全攻略

1、我国明确规定所有出版社、杂志社、报社都是国有单位,且都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设立报刊出版单位须经国家审批,并且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主办单位要为出版单位的设立提供和筹集必要的资金、设备,并创造其他必要条件,报刊的主办单位即是报刊的投资人。

中国传媒政策“大气层”

政策是“大气层”。中国传媒离开了政策这个“大气层”就无法生存，政策“大气层”给予传媒发展所需要的氧气，同时也减弱甚至隔断外界对传媒进行辐射的因素。

我国新时期传媒政策范式转移研究

文章依据霍尔的政策范式及范式转移理论,阐释了我国新时期传媒体制改革中两次传媒政策范式转移的过程:由"干预型"范式向"引导型"范式转移;"引导型"范式向"服务型"范式转移。文章分析了两次范式转移的背景、原因,指出了每次政策范式转移的关键点。

西方传媒政策的范式迁移与重建：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传媒政策经历了两大旨趣相异却又相互纠缠的范式:经济自由主义范式和国家干预主义范式。前者强调传媒资源分配的市场机制,主张国家和政府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后者认为市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资源配置问题,主张积极的传媒政策。两种范式都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机制缺陷和政治风险,在当下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公民社会崛起的语境下,西方社会开始寻找一个超越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面向"市场-国家-社会-媒体"合作治理结构的新范式。但历经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共和主义等种种"主义话语"的探索,传媒政策范式的重建依然难脱困境。因此,面对当前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改革的迫切性,一个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为自由主义注入公民政治的活力。

中国传媒产业的政策解读与未来转型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文章通过对政府传媒产业政策的解读,试图找出传媒产业发展需要的政策条件,并对政府传媒政策的调整方向作出建议和预测。

析美国传媒政策中对少年儿童的保护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从2岁到17岁间，每个美国儿童平均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从时间总量来看，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他们已经在电视机前完成了“三年级的学业”。因此，如何保护少年儿童免受媒介负面内容的侵害就成为美国传媒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课题。本文力图对这些传媒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介绍，以资借鉴。

论传媒政策的“公共性”

一、传媒政策应体现利益选择的公共性 由执政党和政府作为主要政策活动主体的政策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维护、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再调整或配置的政治行为.公共政策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各种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是政党或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利益分配利益不仅是指经济利益,还有政治利益、精神利益等.

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俄罗斯传媒政策的变迁及反思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现在 ,俄罗斯大众传媒业经历了一场艰难裂变。这种裂变主要是由于其传媒政策变迁引起的。本文结合俄罗斯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力求通过对其传媒政策变迁及所造成的媒体现实的评价分析 。

新时期我国传媒政策的演进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政策经历了新闻工作重心、事业性结构和媒介市场结构调整等不同阶段。其间,政治价值逐步弱化,经济价值日益彰显,文化价值不断拓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总的政策取向是:放松资本准入,逐步建立以市场配置为主导的传媒发展机制;加快完善传媒产业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政府对传媒规制的系统性将进一步强化;传媒产业将在市场导向与政府规制、公共利益的多重互动中前行。

制度转型与政策冲突: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点

制度转型是当前国际传媒发展的基本面,其特点集中表现在转型中的传媒政策上。全球化、新技术、跨国公司、公民社会、国家、超国家等历史转型激发了当代传媒政策新范式中的一系列关键范畴的矛盾与互动,由此也彰显了国际传媒的时代特征。竞争性权力体系是保证国际传媒业多元、开放、民主参与及其适度性的基础,多元、参与、竞争性权力体系的有机结合,这成为应对当前国际传媒制度转型与政策矛盾的主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