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立法的伦理审视

当前我国的传媒立法相对滞后,而且,传媒立法也是以限权的规范进路为主;从伦理的角度审视,我国当前传媒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传媒自由的立法供给不足,这导致现有的传媒法规既不能有效确保传媒自由,还在一定程度上要对传媒自由的滥用负责;保护传媒舆论监督的立法与保护名誉权的立法严重不平衡,这使得媒体的舆论监督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之下。

大众传媒立法视域下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治国理念变迁

以俄罗斯大众传媒立法为视角,透过2000年后大众传媒各项革新性立法,对俄罗斯政治精英治国理念的变迁进行解读,来分析俄罗斯立法行为的深层含义。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大众传媒多个革新性立法,反映了以普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精英树立中央权威、建立经济和政治强国、提高公民爱国意识和责任感、限制西方舆论宣传、规划大国未来的治国理念。在乌克兰危机后的大众传媒革新性立法,则体现了俄罗斯政治精英发展本土经济和进口替代产业、对抗西方制裁、维护社会团结稳定的治国理念。

2021年中国传媒法治发展现状与趋势

2021年,面对新一代数字技术给传媒格局、传播方式和舆论生态带来的深刻变化,我国加强传媒新规则、新制度建设,涉及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生态治理、个人权利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以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加强舆论引领和国际传播能力,推动传媒业发展兼顾安全与创新,已经成为未来我国传媒立法的重要任务和时代命题。

关于传媒伦理问题的制度学思考

如果说人的自利性和“经济人”的理性为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的话,那么传媒制度是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的主要决定力量。其中,传媒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衡和传媒伦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或约束软化,是传媒伦理问题得以存在和延伸的主要制度学成因。在传媒制度的规约下,传媒主体选择不道德行为的“风险”在大于“收益”时,传媒的伦理问题会大大减少,而其“风险”在小于“收益”时,传媒的伦理问题会大大增加。这是传媒主体利益最大化追求与传媒制度失衡或约束软化等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传媒领域实施道德“立法”,是消解传媒伦理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

中国语境下的传播伦理初探

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传播观,这种传播观念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现实生活的重要表征,故而与作为调节手段的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的伦理规范有着相当程度的契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随之而来的是传播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与深化,更加注重伦理与法制的协调配合。而这种传播伦理与传播法制的契合又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的传播制度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媒介规范理论为传播伦理的构建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新媒体资本准入制度:传媒产业立法的核心

随着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新媒体及其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媒格局,中国传媒已经演进到新媒体为主导的新的历史时期。新媒体资本准入制度成为影响新媒体发展的关键因素,这实际上也是我国文化传媒产业立法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新媒体现行资本准入制度及其带来的问题的研究,认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旧有意识形态造成的陈旧思维和观念的束缚。未来应该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同时要相应建设理性严格的内容规范制度,从而促进和保障文化传媒产业的发展,如此才能提升主流新媒体的传播力、提升我国软实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