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体性特征及遴选机制——以梁平竹帘传承群体为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活态的传承主体——人应是保护的核心环节。传承人群体性特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应该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传承群体的遴选机制等问题关系到我国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导向。

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认定何以可为

作为代际传承的文化记忆和文化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及其保护都是由人与人之间关系决定的,本质上是群体性的。非遗及其保护的群体性,是通过主体间性、差序性、协同性等表现出来。认定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是对非遗主体和传承典范的肯定和彰显,也是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补充和完善,要因类施策,要处理好非遗传承群体与传承个体、传承群体与保护单位的关系。

流域人类学视阈下东北满族民间刺绣传承群体区域分布研究

在整合文化人类学、流域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基础上,着重运用流域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满族民间刺绣艺术发源及传承群体区域分布、传承群体现象进行研究,侧重对流域、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前提下产生的东北满族民间刺绣艺术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运用流域人类学学理知识,以流域作为基础,对东北满族民间刺绣传承群体分布进行科学划分。以流域人类学视角进行的关于东北满族民间刺绣传承群体区域分布研究是对流域人类学与艺术学两个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一种学术尝试,也是对人类学学科发展及东北流域满族民间刺绣艺术历史与当代传承进行理论求证的学术实践。

浙东吹打传承群体的构建模式研究

浙东吹打传承群体直接孕育并催生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民族器乐乐种的形成与发展。浙东吹打的群体分布较为广泛,群体的构建模式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所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艺术属性、用乐场合、组织结构、群体规模、表演内容及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浙东地区吹打发展较为集中和繁盛的嵊州、奉化、上虞等地吹打传承群体的考察与研究,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史料的记载和描述,从而理清浙东吹打不同属性传承群体构建模式的形成背景、形成条件、吹打特点及相互间的接续关系。

傣族乐器“光邦”传承群体的文化阐释

德宏傣族乐器"光邦"的传承群体在依附风俗形成的传承方式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化阐释学理论指导下,这一群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可归纳为:族群和谐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者、人与神心灵沟通渠道的搭建者、地方认同情感的表达者和快乐情感的体验者。这样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人们对光邦在支那村傣民观念世界的理解和阐释,传承者所赋予光邦文化的不同意义使其在活水般的生态环境中世代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群体与代表性传承人关系问题刍议

本文首先通过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提出前者的传承群体和代表性传承人特性,指出二者关系问题所在,然后详细分析“苇编技艺”和“十二木卡姆”两个实例,表明二者关系问题在不同非遗项目中的复杂性,最后在技艺传授、人际结构、代表性质和历史依赖四个方面作出探讨,希望能有助于问题从理论走向实际层面。

影像记忆、文化自信与新型传承群体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电影发展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电影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重要路径,也是当下电影产业深化改革与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电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现出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方面,民间与官方合力搭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忆空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挖掘方面,其推动了人民群众文化自觉的形成、文化自信的增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其有利于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空场域的限制,形成新型传承群体。

地方高校介入云南壮剧民间传承群体开展社会保护教育的个案服务实践——边疆少数民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研究(之四)

作为具有科研优势和服务优势的地方公共教育机构,地方高校在服务地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保护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级科研课题为依托,对地方高校介入云南壮剧民间土戏传承者群体开展的校外社会教育服务过程实践进行探索研究,以便通过社会教育服务方案设计和服务方法运用等方面的实践,为地方高校服务遗产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教育服务模式研究积累相关经验。

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认定的思考——以莆田市妈祖信俗传承人传承实践为例

福建省莆田市是妈祖信俗的发源地。为加强对妈祖信俗的保护,莆田市陆续认定了近百名妈祖信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主要依据为是否通晓某一种妈祖信俗文化形态,或是否为熟练掌握妈祖信俗某一技艺的传承者。代表性传承人大多依托妈祖宫庙的平台,通过自我学习、开展活动、培育新人等方式进行妈祖信俗的传承实践,他们在奠定妈祖信俗保护基础、挖掘妈祖信俗丰富内涵、拓宽妈祖信俗传播深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莆田市认定的虽是妈祖信俗个体代表性传承人,但他们的传承实践主要以团体或群体的方式进行\.因此,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的认定和管理成为值得思考和亟需推进的议题:一方面要加快传承团体(群体)认定,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场景根植与群体生产:从泥塑技艺演变看传统工艺传承

泥塑发轫于宗教、祭祀和墓葬的场景中,融入民间日常生活,呈现出石窟寺庙神像、泥陶俑和泥玩具等表现形式。根植生活化的社会场景,工匠制度和师徒传承机制促进了泥塑技艺的知识转化与创新。泥玩在适应生活化、大众化的市场需求过程中,形成了群体化生产机制,进而发展出以小批量、个性化的作坊集聚为特点的产业化模式。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冲击了传统工艺根植的生活场景。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关键是面向当下新的生活场景,适应新的需求,重建群体化传承机制。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

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重点突出了"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具有的"群体性"特征,应采取如下措施加强保护:加强基础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扩大"代表性传承人"的内涵,使其既包括"传承人个体",也包括"传承人群体",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

关于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认定制度的探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为重点。目前我国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虽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重传承个体轻传承团体(群体)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承群体作用的发挥。本文在回顾总结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分析存在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个体传承”与“群体(团体)传承”的关系、“代表性项目”“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保护制度与“传承团体(群体)”保护制度的关系、“传承个体”与“传承团体(群体)”的责权利关系等相关理论问题,并从认定的基本条件、基本原则和制度体系等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了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认定制度的具体建议。

中国武术文化传承的群体实践研究

门户是武术人的群体聚合单元,是武术共同体的意义生成空间,也是把握武术文化传承的具体单位。运用文献分析、逻辑推理、田野调查等方法,从群体行为角度对武术门户内、外两方面实践进行考察,揭示武术文化传承逻辑,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经验借鉴与理论反思。认为:中国武术的传承是以门户为单位进行的群体继承活动,武术人的群体实践映射出武术文化传承逻辑。门户是武术文化传承的群体单位,群体认同与区分的行为规律是门户形成与运作的根本原因。“非亲而亲”的建家实践与“相异相生”的群体互动是门户发展的基本策略,结构化为武术人群体传承的文化(行为)模式,也是实现武术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具体途径。武术门户在“传承主体”与“传承内容”两方面维系了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门户内部以社会关系“家族化”整合群体,建立“关系型情感认同”,保障门户人力资源持续发展;门户外部建构群体边界“相异”又“相生”,形成“互生型区分技术”保持门户技术创新发展活力。武术人以门户创造性地处理坚守文化家园与开放吸收外来的现实矛盾,展现出文化传承过程中理性的群体实践意象。武术门户实践还对文化传承研究“普世价值”悖论问题具有理论反思的意义。

对南阳大调曲子的民间传承现象分析——民间音乐群体传承的实例分析

大调曲子是河南说唱音乐的主要曲种之一,也是中原各地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以口传心授为传承形式的南阳大调曲子在民间采取了群体性传承的方式进行传承,在民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专业的演出组织以及严格的师承制度和关系,但该艺术形式在河南全省保留和发展至今。通过对南阳大调曲子的传承过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对形成该传承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可以对该传承方式进行具体深入的了解,并探求其流而不断,衰而不亡的原因所在。

非遗群体传承人冲突:类型、根源与规避

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随着传承保护制度的推广和商业元素的介入,使得以往传承人群体内部被遮蔽的冲突凸显出来,并形成传承技术冲突、人际关系冲突、价值观念冲突等三大冲突类型。究其原因在于,非遗传承过程中为了克服“公地悲剧”而导致“反公地悲剧”行为的产生,由此深陷基于产权而来的权、责、利合一的陷阱。为有效化解群体传承人冲突,需要从宏观上厘清非遗知识产权内部所有权、管理权与使用权的关系,进而以此为据明确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三权分置,并协调好非遗传承长期整体利益与短期个人利益的关系。

传统戏剧类“非遗”群体传承研究——以昆明民间花灯剧团为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群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数量庞大而默默无闻的民间传承群体以集体身份参与到"非遗"的保护传承之中,以群体合力稳固着"非遗"所根植的土壤,以文化自觉意识推动着"非遗"的传播发展。作为"非遗"特殊门类之一的传统戏曲,其天然蕴含着鲜明的群众属性,这既表现在传统戏曲艺术以"群体表演"为基础的创作演出模式,也反映在传统戏曲艺术中表演群体与观众群体所形成的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戏曲观演系统。由此需要剖析群体传承在传统戏剧类"非遗"保护传承中突显的主体意识和场域特征,反思当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中的"群体"缺失现象,在"非遗"系统性保护的思想指导下为传统戏剧类"非遗"的活化传承实践提供参考。

对南阳大调曲子的民间传承现象分析——民间音乐群体传承的实例分析

大调曲子是河南说唱音乐的主要曲种之一,也是中原各地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支。以口传心授为传承形式的南阳大调曲子在民间采取了群体性传承的方式进行传承,在民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过专业的演出组织以及严格的师承制度和关系,但该艺术形式在河南全省保留和发展至今。通过对南阳大调曲子的传承过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对形成该传承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可以对该传承方式进行具体深入的了解,并探求其流而不断,衰而不亡的原因所在。

湘西州“非遗”传承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

湘西州非遗资源丰富多样,现行对传承人的保护以"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为主。但湘西州除了拥有众多个人传承色彩鲜明的项目之外,还有众多特征明显的群体性项目。而这些依靠团体或群体合作的非遗项目,如果仅仅依赖个人的力量将无法顺利传承。所以,湘西州单一针对个人传承人的认定方式,不适于当前非遗存续传承的现实状况。本文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分析湘西州钢火烧龙这一民俗的"个体"与"群体"关系,并通过借鉴同属亚洲地区的日、韩"非遗"传承人保护政策历史经验,提出完善湘西州"传承群体"认定与保护的措施。

活化与传承——非遗研学旅行模式与意义解读

非遗研学旅行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非遗活化保护路径,集游学于一体,在社会全年龄段尤其是青少年中广受欢迎,其参与主体的身份、职业日趋多元化,研学内容和线路丰富,并逐步朝专业化、定制化方向发展。非遗研学旅行作为一种依托非遗文化资源而进行的体验式教育和旅游活动,目前形成了政府主导,传承人主讲,企业、学校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产业链,多方有效配合是提高非遗研学旅行质量与效果的重要因素。非遗研学旅行从横向传播活化与纵向继承两个层面促进了非遗焕发新的生命力。非遗研学旅行对非遗关注度和保护参与度的提升作用以及对于群体文化自信的塑造和促进作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性活化与群体性传承都有着积极意义。

从传统到现代:赣南采茶戏的变迁与多元传承

1949年以前,客家族群中的赣南采茶戏的传统表演方式有与灯彩民俗相结合的自乐班表演和有盈利性质的“三脚班”表演两类。1949年以后,国家将戏曲纳入社会整体发展规划,赣南采茶戏的演出生态和艺术形态发生全面变化。它由农村进城,走上了剧种“现代化”的历程,国营剧团成为演出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草台班、撂地艺人、趣缘群体等多元民间力量与国营剧团并存的格局。近年来,赣南采茶戏的表演呈现二元结构:国营剧团表演面向现代、面向城市,主要向大戏、现代戏和歌舞剧的方向发展;而草台班的表演则主要面向传统、面向乡村,仍以搬演传统戏为主,其原因在于剧种的快速“现代化”和以乡村为主体的赣南地域社会的“现代化”步伐不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