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媒体迭代助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

东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散居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跨境民族主要的居住区域之一,如蒙古族、俄罗斯族和朝鲜族等。因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如何坚定主流意识形态是其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理论与实践需求的推动下,由于凤静所著的《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一书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梳理了60余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独有特色,对于加强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HOPE”模式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文章结合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的特点及“HOPE”模式的概念,总结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思政建设的“HOPE”模式,涉及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品质、政治认同与国家情怀、认识论和方法论,并通过教学策略分析和实践路径探究,融合人文素养与中国新闻传播史,强调职业道德品质在新闻实践中的重要性,以期加深学生的政治认同与国家情怀,培养学生具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促进新闻传播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早期传播中的知识偏向——《新莱茵报》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考证

现实社会的构建,是通过知识的产生、采集、筛选、分析、分类、传播直至应用完成的,这是一整套漫长而复杂的运行系统。涉及社会各知识阶层进行知识的表达,新旧权威机构进行知识的认定,市场与大众媒介进行知识的传播,读者及上述各个方面最终对知识的获取和认同。不论哪一个环节有了偏差,都会影响到知识的现实建构。《新莱茵报》伴随着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起传入中国,却因为各种理论和现实的原因,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导致其在传播中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马克思及马克思学说面向的完整性。

吴予敏:聚焦文化本土流动,续写中国传播史

吴予敏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传媒与文化发展中心的资深教授,在美学、文学、传播学以及新闻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潜心钻研。他倾注心血培养了一代代人才,矢志不渝地推动学术形态由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导。通过回顾中国传播思想史的丰富脉络,他结合深厚的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展望中国学术话语形态的演化规律,致力于对传播学学科加以重构,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大唐西域记》的佛教传播史意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的实录,是对求法所见、所闻的亲忆、亲述,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对众多佛本生、佛传、佛弟子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佛教遗迹以及佛教内外论争等的记载详尽、完整,对佛教传播路线和传播规律的体现清晰、显明。同时,它口述性、文学性特征突出,是一部宗教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学术性与普及性兼具的佛教传播史著作。

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创新成果探析

作为新闻与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新闻史课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目前国内的新闻史教学大多枯燥乏味,很多老师还沿用传统课堂满堂灌的知识传授方法,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以至于陷入“学生不爱学,老师不爱教”的窘境。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课程教学的改革创新。本文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课程思政和课程评价六个方面,论述了外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中探索的创新成果,希望和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同仁共勉。

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传播史已经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深广性。电影传播史也正在进一步整合电影学和传播学的成果,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走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以来迄今100年的传播历史。从历时性分析,中国电影传播经过了1905-1949年间以上海影院为中心的区域传播阶段、1949-1979年间以城乡放映为中心的国内传播阶段以及1979-2004年间以影院放映/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网络视频/各类影展为中心的整合传播阶段;三大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各有具体的特征并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共时性分析,100年来的中国电影传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史教学的“正”与“新”

新闻传播史教学应着眼于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培养导向,创新教学模式,以课前导学凸显问题意识、课堂教学专题化、课外拓展实操化等有效手段,加强经典新闻作品教育,提升核心专业素养,实现知识、能力与价值的有机融合。

全媒体时代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探究

全媒体时代,传媒市场瞬息万变。传播手段多元化、媒体融合专业化、传播主体全员化、信息内容定制化、信息分发人际化、信息体验临场化,给高校的新闻教学和育人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高校以往的新闻教学和育人模式已无法满足传媒市场对全媒体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高校可趁着全媒体发展的东风,巧妙地利用数据技术推动教学改革。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笔者的教学实践,结合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在深入分析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难点的基础上,尝试提出革新教学模式的具体措施,旨在解决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上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并以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为切入点,带动新闻学专业其他相关课程的改革,为高校新闻教学和育人模式的革新提供一种有益的参考。文章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涉及内容庞杂,时间跨度大,教学难度大;收集资料难,教师备课压力大;常规教学往往出现课堂枯燥,互动不足,教学效果欠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刻分析全媒体环境的特点,全面了解传媒市场对于新闻人才的最新需求,利用全媒体优势,借助数据技术,革新教学模式、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转变考核方式。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地方性元素融合研究

作为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基础课,中国新闻传播史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然而,在现有课程教学体系中,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教材呈现较为宏观,学生学习体验感有待增强。基于此,文章结合笔者一线实践教学经验,探究并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地方性元素融合路径:积极利用地方资源、多手段丰富课堂呈现形式、搭建混合制教学模式,以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媒介发展与传统断代的视角交互与梳理——中国音乐传播史的构建模式探究

中国音乐传播史的构建意义早在音乐传播学科成立之初就已彰显。媒介发展模式以鲜明的媒介意识观照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和衍进,其以媒介科技的发展为期划线索,进而统划中国历史中的音乐活动;传统断代模式则是以传统的政权更迭为期划线索,秉持了经典的历史梳理模式,将音乐发展的媒介特征涵盖于政治图景的阐述中。两种模式的视角不同,其所囊括的史学信息亦有差异,在学科交互中也应有不同取舍。

影视资源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影视资源作为一种历史的载体,它可以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实现对历史的叙述。影视资源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中的应用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与内在逻辑。从实践、视听、互鉴、情感等层面,影视资源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中的应用有着很好的着力点。将影视资源运用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不仅能改变教师单向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亦能丰富对历史的呈现方式。

基于课程思政的新闻传播史论课程教学创新实践——以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为例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挖掘课程知识和专业技能学习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这体现了立足教育实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改革的中国视野和中国话语。新闻传播史论课程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基础核心课程,蕴含历史观、新闻观及传播观等价值范畴的教育内容,是指导学生从事新闻传播实践的关键因素。因此,新闻传播史论课程必须强调思政育人。通过探究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资源与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在价值传递中凝聚知识底蕴、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文章通过阐述中国新闻传播史论课程教学的内涵与价值,分析在新的媒介形势下,新闻传播史论课程滞后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需求的时代困境与现实挑战,并从思政育人的视角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和实践,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并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史论课程重在彰显思政,需要在理论指导、教学重点、教学设计、教学模式四个维度协同并进,旨在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史思政课程显性教育与课程思政隐性教育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明对人类信息传播的贡献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增强文化自信,培养爱国情怀,使学生时刻牢记“历史来路”,承担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

重塑历史认知:走出新闻传播史的教学误区

在既往的新闻传播史教学实践中,师生们普遍存在着一些对于历史认知的误区。历史书写被认为是简单罗列材料;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固态化、扁平化、碎片化;将历史意义简单等同于历史中的意义,这些都造成了该类课程在人们心目中“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印象。因此,教育者需重新明确教学目标,着重培养历史思维,把新闻传播史变成一门发现历史规律,连接现实意义,提炼创新观点的方法课。

关于世界单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于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采用以先进新闻传播发展为主线的论证框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单国新闻史研究则试图突破既定框架,将单个国家作为具体研究对象,着力于分析各国新闻传播的发展特点,尤其是文化特点。目前,在全球197个主权国家中,已有68个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单国新闻传播史论著的研究亦开始提上日程。在求真的层面,单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极具价值和意义,我们期待有志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上下求索、继往开来。

番茄发展传播史初探

番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从不认识以为它有毒，被贬称为“狼桃”，到昵称为“爱情苹果”，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传播历程？番茄是世界主要蔬菜作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年报调查结果，2009年番茄年产量12443万t，在番茄、西瓜、甘蓝和洋葱四大蔬菜作物中位居第一。人均年消费量希腊居第一位，为130kg，其次依次为利比亚、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和意大利（田渊俊人，2013a）。番茄的自生地是在太平洋沿岸的安第斯山脉和属于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Galapagos）群岛，一般认为哥伦布（1451～1506年）一行从此处将番茄带回西班牙①。

媒介即信息——人类传播史解读

1964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出版了<理解媒介>,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而又倍感迷惑不解的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信息.

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史四题

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最热门的课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杰出的研究成果大批涌现,但是,由于以往的研究囿于中文资料的难以全备,故对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文章主要依据新见利玛窦的中文资料,结合根据意大利原文重新翻译的利玛窦回忆录和书信集,对利玛窦肇庆绘制的首幅世界地图的名称、赵可怀《山海舆地图》序言的发现及其价值、吴中明刊刻《山海舆地全图》的时间及两幅小型世界地图的刊刻者为谁等4个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考证,得出了与前贤研究不同的结论,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民族经典歌剧的跨时空传播——《洪湖赤卫队》55年传播史论略

歌剧《洪湖赤卫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歌剧的第一座里程碑,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至今传唱不衰,创造了建国后创作剧目上演的最高纪录,并作为保留剧目载入民族歌剧的史册。同时,它自诞生后,广被移植与改编,家喻户晓;经四代演员,三次复排,传承创新,震撼了几代人,形成了广泛、持久、深入人心的传播史和多样化的传播景观。《洪》剧作为民族歌剧传播的典范,弘扬了民族精神理想,传达了崇高信念和意志品格,构筑了几代人的审美品位与集体记忆,堪称中国民族歌剧之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