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促进科技创新与发展,是各行各业“新质化”的促进剂。人工智能可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高效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场景,将深刻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的方方面面。加速人工智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领域的深入应用,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效率,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为推进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AI4SS),2024年9月28日,由西华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协会主办,西华大学学术期刊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学术成果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承办的“AI赋能社科研究与评价天府论坛”在西华大学举行。来自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出发,就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播及评价进行了深入交流。文章为20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所作报告的主要观点。这些报告议题包括AI赋能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变革,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新闻传播等社会学科视域下的人工智能,AI辅助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伦理,人工智能在医疗健康、大宗商品价格风险监测、大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应用,AI赋能学术期刊出版与传播,AI赋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新模式、新平台、新场景,等等。这些议题共同描绘了一个由AI技术驱动的多学科融合与创新的新时代。

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视阈中的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正由"学科意识"转向"问题意识",打破学科"老死不相往来"的分界而走向以研究问题为主旨的跨学科、统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文回溯了19世纪欧洲进化论思想对当代传播学的影响,通过强调个体、群体和传播网络系统之间的动态互动,从人类社会进化的视角来确立传播学在"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中可能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位置。

历史视域下的美国传播学研究:从文化历史到社会科学再到一种交叉学科实践

本文通过回顾美国传播理论研究的历史,反思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影响。传播理论研究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最初传播研究建立在美国实证主义以及芝加哥学派传统基础之上,是一种文化历史路径;四十年代,关注效果的实证的定量研究成为占支配性的范式,即社会科学的取向,这一时期的传播学逐渐走入科学主义的陷阱,对研究方法自身的关注远远大于对问题本身的关注;直到七八十年代范式危机,传播研究逐渐开始认同文化的重要性,对文学、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开放,同时一直以来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得到缓解。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变”与“不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基础研究、知识创造将更加呈现跨学科交叉的趋势,形成了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对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数据和算法全面赋能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显著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方式,引发了道德、伦理、隐私、规范等新的社会问题,使人工智能治理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当前,有必要在阐释人工智能赋能社会科学的深层次机理的基础上,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科学的“变”与“不变”,并就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客观性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又关系到研究资料本身的真实性。是否基于可信赖的、真实的资料,是否能够中立、客观地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都成为评价一项研究的重要标尺。不仅如此,通过研究所提炼的理论、概念与规律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也是研究者们争论不已的问题。本文认为,“真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三重不同的意涵,认识、理解进而把握这三重“真实”,有助于我们走出各种方法论误区,推进对社会现象的整全性理解。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初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是近期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偏误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总结和复现现有资料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其强大算力来预处理海量在线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信息搜索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对既有理论进行“阅读”后的“理解”,同时亦不擅长进行方法层面的优劣对比和新分析工具的开发。此外,在生成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或者误差。背靠人类既有资料积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谓站在巨人肩膀上,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成熟的能动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位“初学者”。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位“初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完成的任务。

双重衔接:国家治理与社会科学研究

国家治理离不开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与研判。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在政策实践层面受到高度重视,也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在治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双重衔接不足:一是治理实践与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的衔接不足,二是社会科学中的“应然”研究与“实然”研究的衔接不足。强化“双重衔接”,一是要强化国家治理的经验事实之基,二是要强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社会事实“是什么”、“为什么”和“将会怎样”的科学研究,并将对策研究和治理实践建基于这些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模型,涵盖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事实知识,其所展现的机器智能显著提升了各类社会生产与科学研究的效能。哲学社会科学强调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作为前沿技术工具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其更为突出的特征是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极大扩展了研究视角和观察视域。鉴于二者融合具有释放巨大势能的潜力,首先应当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基础,在此基础上围绕赋能过程中的创新模式与核心挑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系统提出赋能路径的建设策略,从而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赋能机理,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发展。

AI影响了你的社会科学研究吗?

从AlphaZero在众多可能性中识别出那些超出人类心智的下棋模式,到Halicin(海利霉素)因其被预测到的抗菌能力从61,000个分子中脱颖而出,再到GPT从海量语料中习得并生成类人语言文本,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秩序。当我们聚集于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改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并提供了强大的处理工具与方法;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正在悄然改变研究人员的认知与行为;同时,我们还看到随之出现的一系列的技术伦理问题,如用户隐私、数据安全、知识产权、道德风险等等。

社会科学是“人的科学”——评《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研究纲领》

1936年,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描述了一场严重的科学危机:随着实证科学彻底的客观化,哲学作为一门普遍科学被具体科学所取代,科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渐行渐远,人之立于世的“生活世界”将被遗忘。80多年后,虽然实证主义已经式微,但自然科学在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威胁到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基础。殷杰教授的新著《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研究纲领》从语境论的视角出发,试图为化解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危机给出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社会科学视域下的计算机视觉研究:历史、理论与方法

计算机视觉技术发展迅速,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挖掘视觉数据、研究人类行为、发现新的理论“绿洲”提供了新的路径。通过系统梳理当前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分析总结该领域的发轫历史、发展趋势、关注议题、相关理论概念以及研究方法,发现计算机视觉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包括视觉效果相关理论、自我认知相关理论、社会交往相关理论和心理学相关理论四类;研究议题包括政治学、媒体传播、群体行为、区域与人口研究四大方向。在方法上,社交媒体是构成计算机视觉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开源工具、商业平台应用程序接口(API)和研究者自己开发的工具,涵盖12种视觉分析技术。在此基础上,从计算机视觉研究为中国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带来的新契机、计算机视觉研究的理论困境、视觉变量的测量信度与效度以及视频数据获取和使用的伦理问题四个层面,对社会科学视域下的计算机视觉研究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是研究者进行科研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投入到实际应用的一个重要桥梁。本文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科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进行总结与汇总,再对其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方法,以其能够真正的帮助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规范化。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探索——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为例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新征程努力探寻其高质量发展的改革进路至关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具有一般研究生教育的普遍性规律、共通性规律,但也存在特殊性规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教育面临如何适应研究生教育大变革的形势要求、如何应对因规模扩大产生的培养管理系列问题、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空间分离带来的管理压力等挑战。为此,需要优化和创新具体路径:在发展思路上,厘清科研工作和教育工作“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明晰科研特色和智库优势是研究生教育安身立命的底气,找准面向全球、立足本土、服务发展的实践型研究生教育之路;在具体举措上,健全研究生教育大思政格局,优化招生规模和学科专业设计,加强过程管理、基础建设、对外交流,强化激励约束;在组织保障上,党委行政统筹谋划,具体管理部门协调监督,各教学承担部门协同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是经过实践检验、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着作用,传播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信息流动的重要科学,其研究过程中离不开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同时传播学发展至今也遵循着科学研究的方法原则。文章着重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如何运用问题,提出了正确把握和科学运用的具体原则。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简介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于1989年12月正式创建，也是河北省唯一的以研究大众传媒规律与特点的专业科研机构。现共有高中职人员7名。设新闻传播理论、广播电视及网络新闻、新闻传播业务三个研究室，所长王泽华被河北大学聘为新闻传播硕士生导师，并被推举为省记协特邀理事、河北电视台特邀专家评议员、省报协理事、省燕赵文化学会理事、省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等。

困境与出路:新媒体时代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

新媒体时代,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面对这样的变化,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社会科学范式也遭遇发展困境,急需转型。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原有传播的时空限制,相应的,传播研究也从区域性变为全球性,这个改变使社会科学范式的一元认知遭受质疑;但另一方面,新媒体显著的互动性和大数据的发展又为社会科学范式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在新媒体时代的适用性毋庸置疑,继续注重在微观层面关注新媒体的接入、采纳、使用与受众认知、态度、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使社会科学范式在传播研究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变革与应对策略

[研究目的]帮助人们了解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的变迁趋势,探索如何应对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建设数字化人类社会。[研究方法]在分析数字社会的特征基础上,通过对比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方法论视角创新性地论证了大数据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观点,认为大数据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样本”,能够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以数据和理论为支撑,构建多学科知识图谱,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分析,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转型升级。此外,从研究者素质、学科发展、应用工具、要素支撑、开放合作、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应对社会科学研究新变化的策略,以提高复杂数字社会系统的研究效率和水平。[研究结论]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呈现全域数字化、结构复杂化、万物智能化等新特征,这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我们需要积极应对这些新变化,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实践。

中国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十年”

在此前中国艾滋病社会科学“二十年”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学者在2010-2020年这“新十年”主要做了如下学术探索:(1)进一步超越个体风险因素归因,对艾滋病病毒传播与流行的“社会-文化”因素继续深入分析,并在此过程中概念化与理论化了艾滋病“风险”。(2)淡化对艾滋病经济后果的关注,但继续保持对社会后果的关注,着重分析了艾滋病及其关联群体的歧视、排斥以及污名化的社会过程。(3)继续书写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文、道德关怀以及社会支持。(4)试图超越作为“弱者”以及“受害者”形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析他们的“能动”及其回归“正常”生活的现实困境。(5)创造性地将艾滋病干预上升到国家对健康治理的层次,并在参与跨学科艾滋病研究的实践中对主体性与反思性做了深入的学术讨论。“新十年”的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创新性方面都较之前的研究有较大的提升。尽管如此,“新十年”的研究并没有准确地回应我国艾滋病流行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这也成为学者未来努力探索的方向之一。

学界有关艾滋病传播研究的回顾——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为例

学界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关于艾滋病传播的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在1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学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对以后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对艾滋病传播的深入研究起到积极意义。学界的研究成果可归类为艾滋病传播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综论;艾滋病传播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应用研究;艾滋病传播与社会性别研究;艾滋病传播与相关法律、政策研究;艾滋病传播与道德化研究等五个方面。

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转向:如何可能

随着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崛起,传播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但我们是否可以断言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传播学转向”呢？笔者认为,与语言学转向一样,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转向的实现需要传播学也能够为其它人文社会科学输出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传播也能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