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传播学发展史--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争

对于传播学的研究,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在研究方法、价值立场上存在巨大差异。虽然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尝试将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与批判学派的理论思辨相结合,但这种结合只是一种方法论的结合,并没有触及两个学派的价值内核。如今元宇宙、媒介物质性、具身化等成为学界研究的前沿对象,在面对新现象、新问题之时,回溯历史,在经典理论中挖掘思想资源对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传播学的发展史来研究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争论与结合,发现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存在价值立场的融合尝试。

论李大钊思想中的发展传播学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留下了许多卓尔不凡的新闻主张。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聚焦李大钊的发展传播学思想,研究发现:李大钊发出的时代强音能够作用于心灵场域,具有激励作用;借助媒介播撒的进步思想火种,彰显了强烈的发展目的性;新闻自由思想有助于观念交流和共识建立,嵌合了发展传播的本质要义;推崇的无障碍传播,体现了发展传播的可持续目标;充满国家主义的新闻主权思想,关注到了大众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从李大钊留存于世的文稿内容出发,对以上五方面进行了讨论归纳,旨在厘清他的发展传播学思想,为当下的发展传播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国际传播视角下韩国大众传媒模式研究——评《韩国大众传媒研究: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的新范式》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国家的传媒产业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韩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传媒产业发展前沿国家之一,其大众传媒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无疑值得深入探讨。过去20年来,韩国传媒产业突飞猛进,韩国从早期的传媒产品输入地,到成为全球文化产品的输出国,以其独特的“韩流”文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在这一演化进程中,韩国在发展传播学理念下形成的政府主导型媒介产业发展模式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数字素养看发展传播学在中国的新拓展

发展传播学诞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其最终目标是为解决所有不均衡的问题。伴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社会也不断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在数字技术进步的背景下,数字生态茁壮生长,但一些弱势群体却难以享受数字红利,对信息处理的能力呈两极分化,难以弥合的数字鸿沟成为发展传播学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消除信息贫富差距,发展传播学在新时代扩展了新的研究方向—提升公众数字素养。

从发展传播学视角看电视晚会的“觉醒”之路——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自信理念的提出,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以往更加繁荣,文化产业也实现了大力发展。本文选择在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研究文化晚会节目的“破圈”之路,重点分析河南卫视所打造的“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以期对其他电视晚会节目的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传媒全球化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

传媒全球化是正在形成中的一种传媒发展新趋势．系指传媒在全球化浪潮影响和推动下．凭借高新通讯技术．试图弥合地域和文化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向任何潜在目标受众所进行的超时空、跨国界的资讯传播理念和行为。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

传播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产生,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传播学在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目前,传播学的研究遇到教育、运用和方法等困境。本文对发展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归纳和审慎展望。

发展传播学批判:传播学本土化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勒纳为代表的美国发展传播学一度很受部分中国学者的青睐,认为这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方向。勒纳的发展传播学属于后殖民理论,有着强烈的冷战思维,渗透着强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但却成为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起点。就这一理论而言,中国学者的"对号入座"体现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实际上消解了中国传播研究者的主体性。

城乡传播新关系:发展传播学的视角

城乡传播关系是城乡关系在传播领域的反映。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型可以为城乡传播新关系提供参考和借鉴。城乡传播新关系应该以发展为主导性目标,通过城乡传播媒介和内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但要警惕依附陷阱,避免农村沦为城市的附属;参与是贯穿于城乡传播关系中的核心理念;应该秉持全球化的视野,将城乡传播纳入全球结构变迁中,吸纳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经验,建构更加公平、民主、均衡的新型城乡传播关系。

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学术思想述要

从发展传播学学者杨·瑟韦斯(Jan Servaes)的发展传播学术思想管窥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全貌。从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理论脉络,社会语境,参与传播范式,健康传播五个方面展现了瑟韦斯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要点和思想体系。

乡村传播学概念解析——兼论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之异同

本文对乡村传播学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和发展进行了阐释,在论述发展传播学的发展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同时,对乡村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的异同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理论变迁

发展传播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围绕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兴起的理论范式。由于全球大众传播领域的迅猛发展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发展传播理论经历了自身理论范式的转换,并面对全球化的新发展视野。重新审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视野中大众媒介的角色与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内环境以及全球化的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状况

一、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情况 作为传播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之一,发展传播学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学者勒纳在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①为标志.这一学科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2年获'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8个研究专题小组之一.

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传播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

传播基础设施的场所建造、资源分配与技术扩散是理解发展传播学取向的重要切入点。以此为问题意识,可归纳不同研究取向的发展传播学对“基础设施”的不同理解与价值关怀。埃弗里特·罗杰斯的研究与论述鼓励后发国家和地区,围绕传播基础设施进行自主开发与探索,但仍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中心主义和去意识形态色彩。以达拉斯·斯麦兹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下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更加直截了当地批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上的霸权,关注建设传播基础设施的“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应用过程中如何实现“去依附”。在全球传播高度平台化的时代语境下,通过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内涵与外延之辩,可把握当下存在激烈冲突的信息传播秩序和充满剧烈变动的知识生产体制,促成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

浅析发展研究与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历程

诞生于20世纪中期的发展传播学,一直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学诞生于布满冷战痕迹的历史背景,发展研究是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发展传播学理论的主导范式、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以及全球化范式,经过兴衰更迭,目前呈现各自为阵的局面。

发展传播学对报纸时评发展的启示

我国当前正处于第三次"时评热"时期。其中,报纸时评的发展势头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一是预设观点,不注重观点的平衡呈现;二是少数作者素质偏低,制约了时评的传播致效;三是观点雷同,浪费了报纸版面资源。发展传播学为报纸时评赋予了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使命,为此报纸时评传播管理者应从时评有益于国事的高度出发,保障时评的表达自由;报纸时评工作者应增强伦理道德意识,以国利民福为依归进行创作;报纸时评"生产链"全系统应强化精品意识,用优秀作品来充当公共空间的优质话语。

从发展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介产品的教化效果——以《爸爸去哪儿》为例

发展传播学认为大众传媒可以普及教育、促进国家发展。媒体应当树立这种促进国家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开发和经营全民喜爱而又能推进社会进步的媒介产品。湖南卫视热播的《爸爸去哪儿》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呼唤父母回归家庭教育,践行了媒体的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发展传播学视野下农业科技传播的改进对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反思现代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内源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开始在农村发展变革计划中被强调。与此相适应,农业科技传播也逐渐走出早先的"创新扩散"模式,开始关注和倡导不同传播主体的参与和对话。以此为观照,破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的传播失灵问题,必须从农村当地的发展实际和农民的发展需求出发,在内容选择上强调技术的适用性,在渠道建设上强调媒介的近用性。

论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趋势

传播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在中国,现在的情形就像恩格斯当年在谈论一门学科的建设时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宽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虽然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摸索、探路的阶段,但我们相信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在这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中,一定会充满更积极、更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