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oogle Books的百年传播学史的文化组学研究

对谷歌数字图书馆3000多万本历史图书语料库的词频进行分析,可以有效挖掘从1900—2000年传播学的历史发展趋势,揭示传播学百年变迁的量化历史与其背后社会因素的相关性。研究突出概括了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多感官发展趋势;每一次新媒介形态的出现都带来先前媒介的震荡下调,并最终形成各种主要媒介的差异化功能定位;传播学代表人物影响力与其政治地位呈正相关性且成名年限越来越短;传播理论早期效果在研究投入中占据重要地位,技术驱动下的视觉、风险、健康传播等成为新近传播研究热点。通过对传播学上述方面的研究,为大数据时代下计算传播学历史研究提供量化实证依据,同时从历史规律中对其发展趋势做出初探。

E.M.罗杰斯和他的《传播学史》

埃弗里特·M .罗杰斯 (EverettM .Rogers)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之一 ,也是世界颇有影响的媒介研究者。他开创了传播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领域———发展传播学 ,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杰出发展者和当代主要代表人之一。本文通过对他的《传播学史》的评述 。

批判传播学史的价值和写法——评陈世华新作《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①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发出的感叹令我们倍感亲切。在节奏飞快而功利色彩浓厚的现代社会,有多少人能够坐定冷板凳,长夜孤灯,抗拒外在的诱惑?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用十年的时光去构思、写作、修订一本枯燥的理论书稿?尤其是一本专注于批判学派的理论书籍更需要更多的投入和坚持。在眼花缭乱的互联网时代,人们为目不暇接的媒介形态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所陶醉,尤其是高度发达的西方传媒更是世界各地学习的榜样,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对商业传媒本质属性和功能的质疑,也不想去追究其中存在的问题。

行进中的传播学——读《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编写的这本《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通过传记式的方式回顾了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来看待传播学史。本文通过回顾传播学的创立与前期发展,分析当下的大众传播,为其今后的壮大提出了几点建议。

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现状的几点思考——源于《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启发

罗杰斯为我们勾勒的这部传播学史,不仅是一部宏观的历史,追溯了最深的理论渊源,而且从微观的角度,用细腻的笔墨介绍了历史人物科研背后的故事。堪比美国近代社会科学史。在这样的史实下,启发了我关于当代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反思,并提出独到的见解。

以美国大学为视角看美国早期传播学史

大学是一个在教学和科研中追求普遍知识的地方,传统的人文科学知识成为大学知识的合法化象征。在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中,大学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各个时期的美国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以罗杰斯《传播学史》中提到的三所大学为视角探究作为学术研究中心的大学是如何推动美国的传播学发展的。

传播学中隐而不显的霍克海默

对马克思·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著作进行阅读,能够重新发掘法兰克福学派核心人物霍克海默的理论力量及其在研究议题和理论范式等方面对传播学的贡献。从研究议题来看,霍克海默首次从文化产业出发进行批判研究,将传播学研究领域从生产拓展到家庭、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从研究理论来看,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为传播学理论平衡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基石、摆脱重心理而轻社会的传统提供了视角;从研究方法和范式来看,霍克海默最先为抽象理论或定性研究进行辩护,反对定量方法的统治地位。

传播的理论与理论的传播:传播学史研究及其知识社会学方法

以学科神话史作为学科的标准史是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史书写的一般通则。但在现代知识理论的颠覆性影响之下,传播学史不得步其他社会科学之后尘而面临着撰写学科新历史的任务。以知识社会学作为研究方法,传播学的新历史不仅是对既往传播思想史、传播研究史的事实发掘,更具有创生传播思想、开拓传播研究新路径的现实功能。

被遗忘的奠基人:赫佐格的学术贡献及其在传播学史上的“失踪”

本文重读哥伦比亚学派早期成员赫尔塔·赫佐格的广播受众研究,意在指出赫佐格在研究议题、方法和范式等方面对传播学的贡献:从研究议题看,赫佐格首次将中下层家庭妇女及女性叙事类型广播肥皂剧作为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看,赫佐格最先采用并发展了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从研究范式来看,赫佐格的研究不同于在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客观经验主义范式,而是属于诠释经验主义范式,并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而以上特征均与后来的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特征相契合。最后,文章从个人、学术共同体和社会背景三方面探讨了赫佐格在传播学史上近乎"失踪"的原因及相关的知识社会学思考。

想象传播学的一种方式——从“重写传播学史”说起

本文试图以对美国学界“重写传播学史”的简要评介为契机,重新考察1980年代初美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大陆时,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其产生的疑虑,并特别关注一些学者用“群众路线”来想象传播学的别样尝试。本文认为,借助“重写传播学史”重返1980年代,意味着我们仍需面对“批判性理解”与“主流传播学叙事”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一面检讨我们的“进化论”学科史叙述,一面对施拉姆一脉传播学的成型过程和内部构造做更为仔细的辨析。

为中国历史新闻传播学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初读《中国新闻传播学史（1949-2005）》

今年6月初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传播思想史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又见到74岁高龄的徐培汀教授，他依然是那样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更为可喜的是科研成果不断问世。不久，在京便收到他的大作《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下称《学说史》）。手捧大作，爱不释手。

传播学史视域下媒介研究“民族志转向”之辨及其价值探析

以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为代表的"受众民族志"研究被称为媒介研究的"诠释主义转向"和"民族志转向",并被认为是"媒介研究人类学取向"的开端。但文献显示,在人类学学术史上,人类学媒介研究的历史起点远远早于"受众民族志"研究,可以追溯到几位人类学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展的人类学电影研究,并于70年代以应用人类学媒介研究的形式得到了持续发展。人类学媒介研究所属的诠释主义研究范式,是与客观经验主义、批判理论并列的社会研究三大范式。因此,探析人类学媒介研究的起源与发展,有助于消除客观经验主义范式对传播学的垄断并构建更为全面和完整的传播学史。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E·M·罗杰斯通过传记式的编写工作。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传播学史，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涉及众多人物与机构以及若干学科的知识背景．并以此表明，传播研究如何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作者为此追溯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

法院人的心理学 为什么你总想不起已结案——读《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由罗杰斯所著,记录了传播学在美国逐步成长的历史,在人的基础上理解学科史,视角独特。书的内容不仅记录了传播学四大奠基人进入传播学的过程,也记述了很多有趣的学人轶事、社会心理学知识,其中便有“蔡格尼克效应”发现的过程,对法院人的工作颇具启发。

《传播学史》:生活中的“蔡格尼克记忆效应”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一书不仅记录了哈罗德,拉斯韦尔等四位美国传播学奠基人进入传播学的过程,而且记述了很多有趣的学人轶事、社会心理学知识。其中,'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发现的过程,对法院人的工作颇具启发。法院人的'蔡格尼克记忆效应'细心观察,身边小伙伴往往对未结案如数家珍.

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的早期接受

在留美的社会学者孙本文、林耀华等人的推动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研究先驱查尔斯·霍顿·库利的社会学说自20世纪20年代起传入中国,其传播思想受到民国学术界的关注。库利传播学说在中国的早期引介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注意到了他的交通研究,二是将传播与人类本质相联系,这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库利在传播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仍有启发作用。

话语型态与问题意识：中国传播学30年发展研究的再研究

本文将"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作为论题,梳理和分析了近30年的相关文献,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引进传播学30年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编年史、量化统计等话语型态所缺失的问题意识使得既有研究难以在学科合法性建构上大有作为,需要采取更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视角来完成对中国传播学30年的学科反思和发展设计。

“从阁楼到地下室”:走向社会的传播思想史

传播思想史是国内传播研究十分活跃的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术共同体从无到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和十年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进步从本期所收录的两篇论文即可见一斑。《生成性公众观》一文另开生面,挖掘了杜威民主思想中的黑格尔源头,令读者对传播学史上著名的“李(李普曼)杜(杜威)之争”背后的哲学分歧有了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