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

近年来传播学术史研究在我国传播学界逐渐兴起。近期阅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与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传播学术史研究应当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手法破除历史神话,提示学术背后的权力关系,并超越文本依赖,从研究主体的关系与行动的角度入手讲好学术故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原学术史的鲜活面貌,激发传播理论的活力。

传播学术史研究的耕耘与收获——从《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到《中国传播思想史》

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学科建设来说，是起步较晚的，但是，自兴起以来，其发展的势头却非常之快。尤其是在20世纪末的近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鼎盛。而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方位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可谓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

传播学术史的钩沉与反思——评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传播学术史的研究,经过历史岁月的积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叙事特征。但是,这种"神话式"的叙事模式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步走入创新性缺失的境地。一时间,"一集四先"的奠基人模式,固化的学术派别划分,都被传播学者视为圭臬而延续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反思式"的叙事模式对学术研究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刘海龙便从反讽的视角出发,探寻了传播学术史的连续与断裂之处,最终完成了这本《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给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带来了一丝新的芬芳。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前后看——从《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说起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对整个华夏传播研究进行了梳理,行文内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向后看”与“向前看”的研究取向。华夏传播要立足本土、面向全球,因此华夏传播研究的前后看问题理应在横向对比、纵向梳理的视角下展开。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出发,对华夏传播研究进行反思,华夏传播研究向后看与向前看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向后看中找华夏传播研究应遵循的学术传统,关注先秦文化,从联系中把握“做”,保持中国学术传统赓续,保持华夏传播研究特色;从向前看中望未来,将历史作为中介,用一种整体观、共同体观照见华夏传统、关注当下,进而从历史中把握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取向。

施拉姆的遗产:1970-1980年代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的中国传播研究

本文关注20世纪70至80年代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的中国传播研究概况。自1973年施拉姆出任该所所长以后,施拉姆和朱谦等传播学人超越了紧盯社会主义中国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冷战视角,组织了一系列聚焦传播与新中国社会变迁之关联的讨论,还与海外中国研究者建立了对话。虽然这些讨论的理论框架和材料都有不足,但它们展现了中国传播研究应有的多元面貌,更提示我们检讨毛泽东时代中国传播活动之经验教训的现实意义。

意义的流动:传播学经典争议性文本的回应研究--基于《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的考察

贝雷尔森的《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是反思传播研究的力作,以该经典争议性文本为个案,可以考察作为文本意义流动实践的学术回应现象,并与科学社会学中的“科学争论”研究对话。贝雷尔森在文章开篇就直面传播研究的“存亡”这个争议性中心议题,触及传播研究如何又该何去何从的焦点问题,加之自身的疏漏颇多,又在多处反复表述,引发了施拉姆等人对“存亡”议题的回应。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传播研究的“存亡”议题已告一段落。但是贝雷尔森一文以其内容的反思性提及却未阐明后来者感兴趣的衍生议题,给了莫里森等人引申发挥的动力和空间。在回应经典争议性文本的第一阶段,施拉姆等人的回应视角不尽相同,但皆直接回应文本的争议性中心议题。待到此议题不再成为学界焦点,莫里森等后来者开始借回应文本中的衍生议题来展开论述。如此,在文本意义流动的实践之中,经典争议性文本实现了意义的增殖与变动。

城市传播研究的起源:理论回溯、发展历程与概念界定

城市传播研究的观念形成受到20世纪城市社会学和城市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关注城市空间中差异性的个体生活实践和市民城市权利。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以美国“城市传播基金会”为核心线索,对其创建以来所做的一系列学术工作和不断拓展的研究兴趣进行探讨,由此展现城市传播研究问题取向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最后,论述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英语学界城市传播研究者对城市传播相关概念和指涉对象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前人观点的城市传播概念界定方式。对城市传播研究学术史起源的考察,将有助于相关研究者把握城市传播研究的创建初衷,从而使城市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与问题指向得以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