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的困境与重建:危机语境下城市形象传播建构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城市形象传播是一种主要通过媒体传播进行的自我与他者的认同性建构。一座城市在日常的正态运行状态下,其城市形象传播能遵循稳定统一的正向模式,认同效果能基本实现。但如果发生危机事件,城市形象传播便会受到危机因素干扰而陷入认同建构困境。以2020年初暴发新冠疫情的城市——武汉为例,通过分析该市疫情期间的城市形象信息传播活动,探讨如何在危机语境下,以重建认同为目标进行城市形象的传播与建构;并且将具体策略的思考充分置于当前新媒体传播生态和传播方式变革的框架下,提出:传播塑造新的城市符号、采用微观平民化话语表达、多元主体共同传播以及创新使用新媒介载体,可以从文化、情感、意义和想象等多个层面来实现城市形象传播中的认同建构。

“两个结合”视域下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研究

阶级斗争思想是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借以确立无产阶级革命信仰并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经典理论之一。陈独秀等五四精英将阶级斗争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武器进行传播时,并非机械而教条地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事业中举足轻重、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及大同思想等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实际,对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顺应性调适。同中国具体阶级状况的实际和大同思想的结合,有力助推了阶级斗争思想在中国空前成功的传播。五四时期阶级斗争思想传播力建构中的两个结合,对当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国际传播力建构颇具现实启示意义。

如何在世界文明激荡浪潮中提升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评范玉刚《全球文化影响下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建构与传播》

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在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高校短视频传播形象优化建构——基于高校官方抖音号的研究

5G技术加速了互联网平台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短视频行业的发展。作为当下短视频的主流平台,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巨大。历经数年发展,国内大部分高校均以官方形象入驻抖音平台,力求扩大自身影响力。从内容呈现而言,部分高校内容运营存在漠视创作逻辑、受众定位意识缺位、传播内容凌乱及团队人才匮乏等问题,本文将对上述问题提出优化策略,为高校媒体形象建构提供参考。

西安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的路径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城市呈现出来的整体形象是地方文明特征的直接映射。对城市形象的研究实际就是对地域文化具体化、符号化、可视化的研究。文章以西安城市形象的建构为例,对西安城市形象的建构意义和功能、在全媒体传播体系下面临的挑战以及城市形象建构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探讨。

政治认同传播建构的一种模式分析——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中心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政治认同建构极其重要。政治认同的传播建构是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展示着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认同传播建构模式,是一种建设性的正面导向认同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个体与社会关系有机统一的建构观念之上的,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传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思想认同,构成了这一政治认同建构模式的重要维度。其中,主体形象是一切认同的中介载体,是建构不同层次认同的对象性主体。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关系的多维认同建构。

传播符号学视阈中的动漫传播理论建构

本论文的研究在于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深度的研究路径,促进中国当前的动漫学术研究摆脱资料列举和数据堆积,同时,运用"动漫传播"的小小探针,试探传播学学科的内在机理,丰富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论文在传播符号学视阈中,建立动漫传播的符号学基本假设,确定动漫传播的关键概念,探查动漫符号的传播规律并探讨了动漫传播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局限。

《告乡里文》:传统农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样本——兼与《劝农文》比较

徐光启的《告乡里文》是重农劝农政治文化的产物,体现了科学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多元交汇。《告乡里文》采用了《劝农文》的形式却赋予了《劝农文》新的内容,提出了应对水灾、恢复生产方面的具体技术措施,受到农民的欢迎。他与读者的关系是乡亲关系,这种关系较之于《劝农文》所体现的官民关系,更能为农民所接受。《告乡里文》中既有徐光启原籍和外地通行的"寻种下秧",也有外地传入的"买苗补种",体现了官府提倡和民间参与下的农学知识和技术的地域交流。《告乡里文》中由徐光启创造出的"车水保苗"技术是在旧有知识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延至《农政全书》的许多内容,都体现了徐光启作为农学知识生产与传播者的继承与创新。

跨文化传播视域: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关注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问题。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要迅速摆脱将抗争作为一种表述自我身份的策略的现状,从而加速消解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习以为常的刻板偏见。抗争话语是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是在历经了抗争性的崛起之后,有理由向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对等传播阶段过渡。本文着力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同代际领导人对中国形象问题的论述,就当下'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重要的思想,进行了理论意义和实践路径的学术阐述。

《大公报》对吕碧城“晚清启蒙女性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基于对报人英敛之与吕碧城的社会关系研究

《大公报》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刊至今日继续在香港出版已有113年的发展史,堪称中国报界最长寿之星。当今的报界及学术界对《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知者甚多,但对"《大公报》第一任女编辑"吕碧城却知者甚少。然"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却是20世纪初中国报界、文界、女界及整个社交界的一大奇观。成就吕碧城由一个"香阁闺秀"成功转型为"晚清启蒙女性形象"的正是英敛之与《大公报》。英敛之与《大公报》对吕碧城的成功"打造"为后世报业"对社会精英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做出了范式与表率,而英敛之与吕碧城间的"缘"与"怨"则论证了"双性和谐共进"氛围的营造对于"人类发展与构建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论虞舜媒介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随着科技的发展,视觉文化背景下的符号传播成为媒介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建立起虞舜影像呈现方式。典籍文献中虞舜形象有一个演绎的过程,成为虞舜媒介形象的来源。虞舜形象的传统媒介传播路径有电视剧、电视专题片与纪录片、动漫片;虞舜形象的新媒体传播路径有新技术电影传播、短视频、社交媒体等。现代媒介以影像化表达形式建构了虞舜圣明君主、孝悌和顺、仁德、传奇的媒介形象。虞舜媒介形象建构与传播具有视觉化表达、融合媒体传播和视觉社会价值的特征。

新媒体环境下福建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策略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舆情逐渐呈现出主体复杂化、客体指向官方化、传播速度快、内容负面性等特点,对福建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提出了严峻挑战。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和区域形象竞争的日益激烈,福建形象建构与传播成为福建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对福建形象的媒介传播策略进行研究和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电影的形象建构与传播

一、新疆本土电影形象传播的意义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传媒行业对一个地域政治、经济影响的加深,不同地域越来越认识到传播地域形象对于该地域发展的重要性,于是,通过不同的文化载体来传播该地域正面地域形象就常常成为一个地区文化部门非常关注的问题。

替补、主角到配角:地方社会变迁中红薯文化的传播与建构

红薯以备荒救灾的食物、粮食、绿色食品、保健食物等多重角色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替补、主角和配角的角色演变不断,通过人们的身体实践和集体记忆建构关于红薯的多重文化符号。红薯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态文本,勾连了个人、地方社会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红薯在人们生活中角色的演变,使其既是串联异域与本土的载体,又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动态文本,更是人们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历史与智慧。

探析少数民族动漫的传播建构——以蒙古族动漫为例

随着《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票房口碑的双丰收,国产动漫在传统文化助力下崛起,我国各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动漫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宝藏。基于独特的民族题材,少数民族动漫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民族和世界作为传播场域力量的传播生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一定的文化理解隔阂以及国际传播的“文化折扣”,我国少数民族动漫在国内和国际的传播面临些许困境。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以及近几年我国动漫的成功告诉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一时无法被有效传播和接受,不是其本质属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其表现方式、传播建构的无效,难以在更大范围引起受众的共鸣。本文会以蒙古族动漫为例子,分析少数民族动漫民族性和世界性,思考怎样构建少数民族动漫传播新局面。

多元化视角下的音乐传播学建构——读汪森、余烺天著《音乐传播学导论——音乐与传播的互文性建构》

《音乐传播学导论——音乐与传播的互文性建构》一书,系武汉作者汪森、余烺天合著的一部阐述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专著。该书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写作方法,系统地阐述了音乐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传播理论、音乐传播现象及其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具有视野宽泛、材料丰富、条理清晰、行文流畅等特点,对于了解和认识该学科具有一定的帮助意义。

《我的青春在丝路》:“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本文以新闻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为例,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分析纪录片在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三季《我的青春在丝路》增加了对于“丝路青年”个体的关照,以“小人物”体现“大时代”,以“小故事”展示“大变迁”。中国人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丝路青年”形象地展现在荧幕之上、丝路之上,为构建和传播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了传播的载体。

“一带一路”电影的建构性传播

电影被视作国家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介载体,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要素。"一带一路"电影的传播,不同于单纯的文化"走出去",在区域性的共同目标指导之下凸显出自身的"建构性"特点。建构性意味着主体性,"一带一路"国家主体的多元性形成了电影生产传播主体的多元性。通过经济的区域性建构文化的共性,从而形成"一带一路"电影的共性,有意识地营造"一带一路"国家的区域归属感,兼顾文化差异与包容;同时还体现出多向互动性,通过电影对话机制,建构属于"一带一路"文化的交流互鉴,赋予更高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电影形态与文化价值观,从而建构文明交流的新样态——一种主体平等的、多向交流的,互鉴共生的文化样态。

川渝红色旅游文化形象建构与传播

红色旅游是以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著名人物或著名事迹为内涵的专项旅游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如今,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展示地方文化、推动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但红色旅游的发展却呈现各地水平不一致,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足的现状。因此,本文从旅游文化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入手,以人物类和纪事类两大红色旅游文化为例,分析新形势下川渝红色旅游文化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现状,试图提出文化IP(知识产权)的建构与传播这一创新点,针对川渝红色旅游文化形象构建与传播提出策略。

传播学视阈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扛鼎之作——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

李军林教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一书,从传播学话语理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特色革命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研究角度新颖,论证系统深入,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