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智能化的原理解析及治理优化——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为舆情智能化变革提供了契机。作为对传统舆情治理的一次全新变革,舆情智能化具有很强的技术赋能效果,结合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需求实现了治理的精准深入、感性交互与效能强化。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舆情智能化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数字权力扩张、价值表达脱嵌与意见交互虚构的风险。究其原因,传播媒介的数字化与舆情智能化媒介的宰制,数字传播资本化对舆情智能化结果的规训以及话语主体多样化对舆情智能化主体的解构,从不同层面加剧了政治风险的产生。有鉴于此,应当尝试构建舆情智能化治理的规范进路,强调舆情智能化治理技术适配性从单向供给到全面深入的发展,实现舆情智能化治理资本管理能力从资本运营到政企配合的过渡,完成舆情智能化治理共建共享格局从独立主体到主体协同的建设,从而为完善中国舆情智能化治理提供善治良方。

主体还是用户?——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数字劳动的本质内涵再审视

“数字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范畴之一。数字劳动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脉络中存在着“结构研究”与“要素研究”两条进路,其论争集中于劳动主体数字化的论域中,由此体现出用户与主体的区别。用户本质上是主体与数字化媒介的结合,加之以数字化媒介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进而形成了数字劳动中主体与用户的动态关系。基于此种动态关系,“主体用户化”凸显为数字劳动概念的核心特征,并通过同时在场的三条演化路径展示出其社会历史内涵,即“数字化环境下的主体劳动”“主体数字活动即用户数字劳动”以及“主体数字劳动”。这一阐释方式充分说明了数字劳动的标识性特征,既回应了理论争鸣,又观照了社会现实。

从参与建构到范式超越:“韩流”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再认识

凭借统揽影视、音乐、游戏等文化产品的“韩流”,韩国从以制造业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跃升为发达靓丽的东亚代表,受到全球年轻受众的热情追随,也成为我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明传播力的借鉴对象。然而,在“模仿”和“抵制”的争论中,“韩流”或被置于发展主义的视角下被完全“去政治化”,或被视为不值一提的“昙花一现”。这两种态度都未能揭示中国在“韩流”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也未能挖掘出真正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传播的经验教训。本文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框架,重新回溯中国如何主动引介和参与“韩流”产业发展与话语建构,并基于“韩流”在全球文化秩序中的定位,总结其模式的内部矛盾,进而探讨中华文明传播力建设如何形成超越“韩流”的现实路径。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转变探析——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类电视节目的职能不断演变,先后经历了宣传教育、政治科教、娱乐经济、政治宣传四个时期。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文化类电视节目职能转变的轨迹,以及当今文化类电视市场的媒介环境,旨在探索文化类电视节目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文艺进阶路径。

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和全球性视野中,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跨国技术巨头塑造为新的政治行为主体,挑战着既有的主权国家秩序,从内外部消解着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嵌入表现在国家权力对技术的介入乃至征用,以及人工智能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认知新场域,分化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进而影响全球数字领导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成为塑造数字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力量。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介入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分析,需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框架,分析技术、国家、资本等多元行为主体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多维交互关系,并基于对当下面临问题的识别,探索审慎的应对办法。

造梗狂欢的背后:“鼠鼠文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

近期风靡的“鼠鼠文学”在数字重构时代反映了文化实践方式的变迁。“鼠鼠文学”作为一个多为网民所使用的热梗,通过群体匿名的自嘲语态,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在他叙视角中的自我展露,获得群体认同与归属,其本质是新媒体赋权下的一种温和的抵抗形式,也是网络模因催生的产物。研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对网络热梗“鼠鼠文学”进行分析,从该梗生成的本质,该梗火爆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网络热梗背后体现的网络文化景观。

阐释危机与本土化难题——反思国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瓶颈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半个世纪,经过数代学人的引介和开拓,其边缘地位已大为改观。不过,在一片繁荣之下亦藏隐忧。不少研究的分析过程不谈政治,也很少处理真的经济问题。一些“公式化”的原始概念尚未完成理论旅行和本土化结合,就被拿来解释中国现象,重复生产和论证常识的现象突出,似乎陷入某种阐释危机和知识生产瓶颈。这在数字劳动、监视资本主义和平台经济研究中尤为明显。作为批判学派的一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紧迫任务可能是重建与母体学科政治经济学的血脉关联,避免用道德情怀简化论证过程,特别是接通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对话,切实研究新技术条件下的本土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型传播政治经济学。

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与价值运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社交平台的流量不再只是传统媒体获利的商品,更是与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特定劳动形式。通过析取个体媒介使用的数据贡献,较之传统媒体,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在主体、过程和产品三个维度具备外包精益模式下的产消合一者、形式吸纳跃向实质吸纳、数据原料与广告时间并重的演化,在价值运动的形成、实现与分配环节呈现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增值信息的生产、内在商品化与自我商品化的循环以及“POPC”网络状态下的自雇佣“影子劳工”三方面内涵的变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媒介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增值与积累的理解。面对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适用性与阐释力,也为流量劳动克服由“解放时间”滑向“统治时间”带来的异化提供可能。

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第一期)会议综述

2022年秋,“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第一期)”在中国传媒大学顺利举办。本期工作坊由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发起,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主办,主题为“重访经典:全球视野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昌大学、上海大学、重庆大学等十余所国内高校的20余位青年学者,以及来自《新闻大学》《浙江学刊》《东岳论丛》《东南学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多家学术期刊的资深点评专家.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实践与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新闻传播学界,面向当下中国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创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路径,是每一位新闻传播学者的重要使命。

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学界从没有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达成过共识,但诸多表述都倾向于将其形容为新闻从业者的一种价值追求。然而从普利策再到新闻的客观性运动,新闻史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究其历史成因,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美国科学管理思想渗透到社会各行各业息息相关。因此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人们永远需要专业的新闻,但不一定需要资本主义的新闻企业。

解构神话: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合法性问题辨析

文森特·莫斯可将制度主义、北美权力研究、英国批判社会学、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产业批判等多种研究路径整合到同一个框架下,通过厘清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外部边界,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建构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该"学科"既没有一致的逻辑基础,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和外部构型,其实质是一种"神话"的建构。莫斯可建构该"神话"的原因在于应对美国国内对左翼学者的边缘化,并争取实现学科话语的主流化。然而莫斯可的学科建构一方面不能得到主流传播学界的认可,另一方面又约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创造力,使其沦为一种保守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学科化并不是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从传播这个视角切入,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何种独特的景观。去学科化与直面快速变化的实践可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出路所在。

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研究综述

着重梳理介绍在当下新媒体高速发展变化的整体语境中,作为批判取向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反映出来的敏锐视角与强劲的理论阐释力。首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劳工等问题研究新动向进行了梳理与展望。其次,介绍传播政治经济学对网络媒体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新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可能带来的网络监控、受众隐私、环境等问题与隐患的敏锐体察。最后,探索与评述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本土新媒体语境中的学术聚焦与发展现状。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流派之一,其学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而且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前资本主义高度商业化、集中化、去管制化、国家化的传播制度与传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体现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在不同层面与场域所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的各种努力。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渊源探析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诞生受到了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近现代各种思潮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最初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一而终的理论姿态;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直接启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技术批判和社会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批判地继承了社会学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传播经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路径。

透视“种草带货”: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网红主播的“种草带货”不断缔造出消费奇迹与媒体奇观,其展现出的复杂性是只关注“政治—经济”维度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主流范式所无法解释的。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实现了两个方向的路径拓展: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路径和列斐伏尔等学者的空间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前者充分展现了“种草带货”如何将参与者的行动逻辑与资本复制的逻辑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后者则展现了“种草带货”在特定社交空间中的谋划。然而,这两种视角仍然没有真正触及传播技术的内在时空逻辑,无法解释流量平台的速度与算法的规则如何建构了“带货”现场的时空情境,如何激发了参与者的狂热行动。这说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中既没有媒介也没有传播,需要通过强化技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来完成范式的革命。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

与建制性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带有欧洲殖民主义和战后美国霸权胎记的"跨文化"概念不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概念可以回溯到后殖民语境中古巴学者菲南多·奥梯茨提出的transculturation一词。这一概念特指殖民主义扩展中不同文化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转型过程。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传播和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

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至今,默多克(Murdock)、席勒(Schiller)、赵月枝等学者将之推到高峰。如何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如何超越宏大叙述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及情感发生联系,成为今天面临的问题。本文探索传播政治经济学转型的一种可能性,即转向乡村;并分析这一命题是基于何种理论与实践背景提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又将如何参与乡村研究。

短视频平台的技术赋权与可见性劳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

短视频的快速发展带来可见性的赋权,其在人人可见中被视为一项基本的人权。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短视频平台的可见性并不是先赋性的,而是算法建构的结果。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可见性作为一种劳动,蕴含着经济的不平等与权力的控制。人们在平台营造的沉浸、自由、愉悦与赋权的主人翁意识下,心甘情愿地通过可见性劳动为平台贡献数据"燃料"。平台则将可见性内容、劳动以及受众商品化,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要素的作用下,实现资本的增值。而更为深层次的本质是在短视频可见性赋权下获得表达自由或经济收益的用户,实则成为了平台流量工厂中的数字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