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法律责任比较分析

针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诸多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处罚的条款,有些设立了独立的"故意传播艾滋病罪",有些则用其他罪名。在处罚方面,我国出现过故意传播性病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实践;但是,在应对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方面还存在争议。解决这些问题需综合考虑,如修订故意传播性病罪的适用范围,增设独立的故意传播艾滋病罪,修订监外执行和保外就医的范围,确定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认定程序,对艾滋病感染者加强防艾教育和法律宣传。

论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法律定性

目前与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相关的刑事犯罪正在悄然上升 ,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究竟应以什么罪名定性争议很大。从医学的角度看 ,传播艾滋病行为的途径不同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法律定性也必然不同。

关于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调查与思考

本研究源于对云南省某市131名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的实地调查。调查发现:在131名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中,有6.1%的人存在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着重考察了这部分人群的故意传播行为,包括其故意传播的行为动机、对象指向、主要途径等问题,进而展开理论阐释和法律探讨,以补充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缺失。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之实证解读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侵犯公共秩序的犯罪,一般并不会危害公共安全。该罪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结果要件的规定说明该罪是实害犯而不是抽象危险犯。司法实践中要避免仅根据行为要件定罪而忽略结果要件的倾向,否则就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标准探析

作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构成要件结果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事实上应限缩解释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公权力运行秩序和社会公众生活秩序是社会公共秩序的两个维度,法治环境下两者最终的指向具有一致性,因而扰乱其中任何一种秩序都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体现。社会恐慌现实化是本罪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核心特征,因此,司法实践中将损害行政区域和国家机关形象的行为评价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将虚假信息传播广度作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断依据,都是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认定标准的把握存在偏差的体现,应予以纠正。

网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件的罪名适用研究——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区分为视角

当前司法实践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网络寻衅滋事罪往往难以区分,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况。理论上就两者竞合时的处理方案,有特殊罪名优先说、从一重罪处罚说、废除网络寻衅滋事罪并扩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说和扩张寻衅滋事罪并限缩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说四种观点。但这些观点均存在问题,有必要根据虚假信息的类型,对这两个罪名进行实质性解释,以明确区分这两个罪名。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适用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构成我国刑法中的传播性病罪,在当代的医疗水平下,可以认为该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审判时,被害人没有死亡的,只能追究行为人故意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经被害人承诺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危及公共安全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则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研究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严重威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正案(三)》中增设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于此罪,学界及司法实务界在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以及"虚假恐怖信息"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通过分析此罪犯罪构成而可得知,犯罪人通过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恐怖信息侵犯的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中"虚假的恐怖信息"必须具有内容的恐怖性、内容的虚假性、内容的具体性和内容的欺骗性等特征。

从“网络寻衅滋事罪”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适用关系、优化路径与规制场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其所增设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由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网络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罪的关系十分微妙。从规范条文来看,前者的规制范围限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而后者的规制范围不受限制;且前者的刑罚配置轻于后者。从逻辑上看,立法者并没有必要制定重复性规定来增设规制范围小且刑罚轻的特殊罪名,并将“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之外的危害程度不一的各类虚假信息交由寻衅滋事罪予以规制,“并存适用论”的理论预设违背了法益批判之比例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具备正当性。当然,为了优化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范围,可采取拓展“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解释空间的解释论路径。日后,若须在“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之外扩充虚假信息类型,应延续明确列举的立法模式。而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司法适用中,将现实的社会秩序之扰乱作为危害后果的评价对象更具目的理性。

论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定性——基于刑法学本体之解释论的立场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定性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争议。2017年7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而卖淫、嫖娼的行为认定为传播性病罪。但是,艾滋病并不属于相关行政法规所界定的性病类型,并且与梅毒、淋病的危害及特点也不相当,因此传播性病罪中的"严重性病"不应包括艾滋病在内,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宜认定为传播性病罪。基于艾滋病自身的特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一般也不宜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应成立故意伤害罪,当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时,亦有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立法刍议

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故意传播艾滋病如何定罪

艾滋病对人体的危害性之大不言而喻,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进行明确的定性,也因为艾滋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不同的传播方式如何入罪在适用中也有分歧。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是将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另行设置罪名,如故意传播艾滋病罪,还是将不同的传播行为限定在现行刑法罪行内?文章认为现行法律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缺乏明确的规定,在适用相似罪名时存在问题,因此提出可以设置故意传播性病罪这一单独罪名,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该行为进行明确规定,以此解决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定性问题。

疫情背景下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类行为的处理

疫情背景下的特定时期,各种有关疫情的虚假消息四处传播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因此,治理编造或者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很有必要。但是,这种治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进行。不能因为疫情的特殊背景,就可以视法律规定于不顾。就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而言,不仅要看所编造、故意传播的是不是虚假疫情信息,更要看该信息是不是达到了和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空器威胁类似、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程度,不能单纯以该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就将其认定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同样,在尽管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但并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渠道即信息网络上传播的话,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得将其认定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若干问题探讨

近年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频发,特别是针对民航航班的虚假"炸弹"威胁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不是传统的犯罪类型,因此,司法机关没有做出任何司法解释。诠释和厘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的若干问题,可以更好地为司法实务提供理论支持。

从法律角度谈故意传播艾滋病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犯罪的构成要件上足可以以犯罪论处。就目前而言,合理地追究其刑事责任还存在很多争议。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司法解释来明确惩罚力度。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设立犯罪问题研究

关于应否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罪的问题,学者们争论已久,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应该设立故意传播艾滋病罪。一是艾滋病的传播造成多方面的经济损失;二是艾滋病是一种更为严重的性病;三是国外已将传播艾滋病列入刑法打击的范畴。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定义与特征、立法模式、定罪量刑、立法建议、问题争论等需进一步分析研究、以期为刑事立法提供参考。

谈故意传播艾滋病犯罪的刑事防控

故意传播艾滋病犯罪主要是指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故意利用其自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特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其犯罪主体特殊,犯罪手段隐蔽,犯罪目的容易得逞,社会危害极其严重。近年来,我国故意传播艾滋病犯罪出现明显的上升势头,但现行《刑法》对其犯罪没有具体的规定,导致对该类犯罪的惩处缺乏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较多困难,重复犯罪现象突出。因此,应从完善立法、社会预防和犯罪控制等方面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犯罪进行刑事防控。

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刑法修正案》(三 )第 8条规定的编造恐怖信息罪与故意传播编造的恐怖信息罪实质是一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 ;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故意传播具有误导性 (欺骗性 )的虚假的恐怖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其主观方面既可以是直接故意 ,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本罪的成立条件不同于犯罪既遂条件 ,在本罪的结果为非物质性的结果时 。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入罪检视

在重大疫情期间,编造、故意传播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不仅会阻碍疫情防控,还会加剧民众内心的恐慌,极易引发社会混乱。司法机关对该行为予以惩治时出现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争议。对比两种入罪路径,二者设立的背景不同,犯罪对象的关系特殊,实行行为的单复组合不一,信息传播方式有别,适用效果差别较大。对于虚假疫情信息的认定应把握恐怖信息的恐怖性特征,全面理解相关司法解释意旨,严格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从而对编造传播虚假疫情信息行为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规制。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适用问题及对策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有效加强了对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但实践中,由于"两高"司法解释对编造、故意传播行为界定与本罪存在冲突,使得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面临很多争议。文章对该罪目前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说明,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应对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