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话语分析(CDA)”到“传播民族志”(EoC)——话语、传播实践与“钟情妄想症”的分析示例

近年来,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都成为传播学关注的焦点。由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和范迪克(Van Dijk)等人推动的批判话语分析(CDA)是连接语言文本与其所在社会文化的语境的分析桥梁。然而从语言和文本本身出发的研究无法将言语行为看作在具体传播情境下社会互动的产物。与批判话语分析不同,"传播民族志"从传播实践出发,将话语放置在特定的"言语共同体"和具体的"传播实践"场景之中加以考察。利用民族志的方法,"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简称Eo C)旨在说明不同的言语主体,如何通过调用内在或外在于该"言语共同体"的话语和传播资源建构自己的"传播资质",从而建构权力秩序。利用"传播民族志"的框架,通过分析在一个特定的互动场景中(晚饭聚餐),研究者与数位精神科护士讨论"何为钟情妄想症"的"传播实践",说明,在特定情境下,话语的特定意义是不同言语主体言语行为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与批判话语分析相补充,"传播民族志"帮助研究者更好理解话语是如何通过日常的"传播实践"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在一个多重话语并置甚或冲突的情境下,作为"传播资源"的话语,如何对不同"言语主体"施加权力并形塑特定话语的意义。

华语传播学者:传播民族志的缘起及现状——文献梳理与回顾

文章首先就民族志法于传播学领域的实际运用进行了简单的文献回顾。其次,该文就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进行了回顾,其后列出华语传播学界归纳的传播研究方法的三个学派,但同时指出,西方传播学界的"研究传统"而非方法论。最后,笔者就何为传播(学)、民族志,以及传播民族志等进行了相应文献的归纳整理,并就华语传播学界传播民族志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

西方关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几个关键议题分析

民族志研究始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并逐渐被移植到传播学研究中。西方学者对于传播民族志研究的目标、地方知识及其二重性特征、知识获得途径等诸议题进行了探讨。但仍需对传播民族志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

民族志传播学的中国学术实践质思

德尔·海默思开创的民族志传播学之于传播学的学术价值在于:让传播学研究超越媒介,回归场境;将叙事(民族志)引入研究,成为传播学新的研究方法。如此,传播学不仅有了“故事的研究”——叙事学,也有了“研究的故事”——民族志。民族志传播学传入中国,形成了自洽的学术进路。先有乡民生活中的媒介到场——媒介对乡民生活影响的研究,继有国家到场——国家假借媒介对乡民认同的研究,后有不同范式的到场——基于网络、文本、范畴的研究。斐然的成果之后,可以看出民族志传播学的中国实践似乎与田野调查渐行渐远,并失却了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关注。如此,民族志传播学的学理性值得思考。

海外客家研究的民族志传播学方法

海外客家研究可以运用"4T"民族志方法,其中,民族志传播学方法可以有效实现海外客家研究的深描要求。一方面,海外客家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播系统,同时进行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活动;另一方面,海外客家文化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传播控制的过程。海外客家社会的民族志传播过程是一个从保守的地域性客家社区转变到开放的世界性客属网络的演化过程。

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

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导入传播研究领域后,对传播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传播学甚至由此而产生一个新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同时,传播研究也在质化研究的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在传播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个领域均有应用。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相比,民族志方法具有自身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取向。

借助民族志传播学对外讲述西藏故事

民族志传播学不仅是资料的收集,也是观察了解世界,产生新理论过程[1]。西藏文化则是以藏族文化为代表的,在中华民族大圈子下形成的地方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西藏,讲述真实的西藏故事,是我国外宣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民族志传播学参与对外讲述西藏故事,主要是从民族志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探究对外讲述西藏故事的必要性、可行性、意义等。

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使用及传播效果研究——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被誉为民族志传播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作者郭建斌教授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深入的体验和观察参与当地村民的生活实践,细致勾勒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与现代媒介的互动关系,并具体考察了媒介对当地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场景丰富,记录翔实。独乡的现代媒介使用情况比较落后,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封闭的地理位置导致独乡媒介化程度低。

民族志视野下乡村文化传播再思考

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合的过程中,以基层视角进行田野调查并呈现民族志文本的研究逐渐步入人们视野,成为部分学者利用的研究路径及理论工具。本研究在基层乡村视域下对当前民族志传播现状进行归纳,认识到目前我国乡村文化传播中传统文化的发展瓶颈与失焦问题,并从主体角度对不同路径下基层传播方法进行探析。

民族志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综述

民族志传播学作为一门从文化人类学演化出来的传播学的新分支,对传播研究进行了方法、理论方面的拓展和推动。本文通过主题检索,将中国大陆2002年至2018年间19篇相关论文进行整合,对其发展源流、概念廓清以及方法实践进行综述,得出民族志传播学除了在我国发展空间较大之外,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概念杂糅等问题。因此,我国学者应当增强对民族志传播学的标准意识和应用规范意识。

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借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方法

传播学的不断发展,需要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导入.其他学科业已成熟的科学研究方法,如果适用于传播学研究,我们均可以"拿来主义".本文介绍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在详述该学科发展史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民族志传播学关于文化与传播的相关理论,揭示了该学派把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体系为传播研究所提供的新视野,同时也展示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此外,也进一步指出该方法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我国民族志传播学的文献综述

民族志传播学作为一门从文化人类学演化出来的传播学的新分支,给传播学带来了新的转向。本文结合前人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传播学相关问题的所得成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我国民族志传播学的整体脉络,总结我国民族志传播学目前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推动我国民族志传播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解读戴维·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

2 0世纪 80年代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运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传播研究领域开创性地进行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受众研究。莫里的这两项研究 ,从对社会结构中权力关系的符号学和社会学分析走向在受众日常生活场景尤其是私人家庭中 ,考察男人—媒介—女人的相互作用的权力分配的家庭微观社会学分析。本文对此进行了批评性解读。提出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的价值是 :在传播研究领域尝试了对人类传播现象的文化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传播学建构 ,打破了传统受众研究囿于实证研究或文本分析过于抽象地概括受众的局限性 。

乡村传播的范式、内容与方向

乡村传播正日益成为显学。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和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前者主要表现为发展传播学、参与式传播、传播赋权、传播行动主义等,后者主要表现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媒介人类学,其中民族志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碰撞和融合成为新的方向。乡村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与群众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和与当代流行文化相关的传播活动。在重构中国传播学之声高涨的时代,乡村传播应当参与其中,借助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以及乡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重构中国传播学的排头兵、突击队。

民族志传播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近年来,民族志传播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在理论与方法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将民族志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技术化的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就忽略了民族志背后丰富的学术脉络、理论关怀与问题意识,也导致了研究实践中流于形式、趋于浮躁的现状。因此,反思民族志传播研究,除了对研究者进行严格的方法训练,端正研究态度之外,还需要:第一,采取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文化取向,从传播学具体的、对象化的文化延伸到民族志对作为一整套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文化,可以使民族志传播研究摆脱对象化依赖,打开研究视野;第二,从传播学和民族志各自的理论进程和研究实践中爬梳、探寻批判理论与反思性,进而超越方法与对象的机械组合,实现深层次的学科对话;第三,引入历史维度,既能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带来历史的深度,又能彼此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实现转型与超越。

民族志传播:一幅不十分完备的研究地图——基于中文文献的考察

本文以中国知网及港台两本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作为资源库,检索相关文献并筛选,从中挑选出百余篇文章,并结合作者所了解的相关中文研究专著,试图勾画出一幅中文文献中"民族志传播"研究相对完整的知识地图,并分不同的阶段对该研究地图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作者作为该研究演化过程的一个亲历者,这样的描述本身也具有某种民族志的意味。

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概念、理论及研究取向——基于中文相关文献的纲要式讨论

所谓"民族志传播研究",指的是以田野调查(包括民族志)作为主要方法,以传播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以传播问题作为问题导向的一种理论建构型研究。在中文传播研究实践中,这类研究与既往传播研究的相关学术话语有关联,但也有较大不同。在理论来源方面,该取向的研究除传播理论之外,还较多地涉及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本文结合相关实践,从概念、与既往传播研究学术话语之间的联系及区别、主要理论资源及方法论等方面对其做一种纲要式的学术史梳理。

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兼谈“民族志传播研究”

本文从“媒体人类学到底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什么”这一问题入手,首先对“媒体人类学”与“媒介人类学”在表述上的差异进行了说明,然后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视野三个方面对媒体人类学给中国传播研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回答。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作者之一的研究经验(主要是相关的理论表达),对“民族志传播研究”所做的理论进行简要说明,该说明也可以理解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对媒体人类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可能的“回馈”。这样的讨论对于更好地理解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区隔,彰显中国传播研究的自主性,或许均有一定启示意义。

田野经验与方法反思: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方法论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强调将人的行为放置在动态的、生成的社会结构中,放置在辩证的回路网络系统中理解,其重要贡献在于透过习性发现实践的根源。受布迪厄“去魅”的研究追求与“追根溯源”的研究路径启发,将实践理论的方法论与研究者自身田野调查经验联系,反思当前传播民族志存在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提供访谈与提问的操作技巧:通过缩小访谈关系不对称性诉诸理解;采取做什么而非为什么的提问关注习性;以历史情境的生成视角追溯轨迹。

守望学术阵地 勾勒文化图景--《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评介

近期通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一书,作者郭建斌以"流动电影"作为中心话题,选择滇川藏交界处的"大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以流动电影相关的"媒介实践"作为考察对象,历时五年的田野考察,主要从国家"在场"、观影者"在场"以及"转场"三个维度进行探讨,阐释了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该著作是当下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的一项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