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学教学传播法治观念的树立

新闻传播学教学树立传播法治观念,有助于教学主体建构传播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自强,推动传播领域的"良法善治"和交往理性建构。然而我国新闻传播学教学实践还未能真正树立法治观念,存在着重视程度、贯穿性不够,教学内容、形式较为陈旧等缺陷,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新时代中国法治话语国际传播新思维

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中国法治国际传播。坚定法治自信,创新思维法治话语建构是法治国际传播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升国家法律翻译能力,尤其国家法律翻译传播能力,是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前提保障。国家法律翻译传播能力具体体现为法律翻译思维能力和误译纠错能力,法律翻译思维能力的目标是坚定维护和塑造法治中国形象,而误译纠错能力则重在纠正和重塑因误译产生的不良影响。只有两者并重,才能有效提升中国法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

由唐至清中国古代法治传播途径研究

由唐至清,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逐渐成熟之时,在法治传播的途径上也产生了极大的更革,从唐代的简明立法,到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再到明代申明亭与“教民榜文”的出现,以及清朝时期乡饮酒礼的成熟,中国古代社会由唐至清法治传播途径不断丰富和完善,为基层社会的法治治理提供了舆论宣传与媒介保障,也为当下法治中国加大法治传播的力度、丰富法治传播途径,提供了宝贵经验。

服务国家需要 推进模式创新提高我国法治国际传播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政法院校适应国家需要、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责任。上海政法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紧密对接国家急需,依托中国上合基地优势,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努力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推进法治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提高我国法治国际传播力贡献力量。

“三元一体”:智能传播时代的法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法治传播是推动法治文化建设和法治信仰塑造、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传播人才。智能传播时代,新的媒介技术催生了法治传播的三元主体结构。德法兼修的法治传播人才需要分层培养,对专业法律人、法治媒体人、全体公民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培养方式,进而形成“三元一体”的培养模式。

国家翻译能力视域下的法治国际传播效能研究

国家法律翻译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它直接决定了中国法治国际传播效能.涉外法治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法律翻译是涉外法治工作的助推器.提高国家法律翻译能力是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本文分析了法治国际传播和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概念内涵,论述了提高法治国际传播效能与国家法律翻译能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及提升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对策建议.提升国家法律翻译能力,就要提高思想认识、完善顶层设计、注重翻译程序管控、重视法律翻译教学、加强法律翻译能力测试、强调法律翻译者职业伦理.

对话:法治传播的一种媒介化实践——以豆瓣“学习法律小组”为例

对话是法律的重要属性,深度媒介化所开启的法治对话场域正切合法律的这一属性。以豆瓣“学习法律小组”为视点考察法治传播的媒介化实践,研究显示,同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和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相比,豆瓣在对话契机的媒介化上使法治传播参与者拥有更多提出权益疑问、寻求社会支持的机会,在对话关系的媒介化上使法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关系更具平等性,在对话环境的媒介化上使自由的对话氛围和话题的开放性更有保障,这是法治传播深度媒介化的三个重要表现。

国内法治传播研究热点与趋势变化研究

本文使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我国近三十年法治传播领域研究进行可视化研究。首先,从年发文量、核心作者、研究主题、发表期刊、研究机构等五个方面进行统计,展现整体研究状态。其次,进行关键词共现与聚类操作,结合时间线图谱分析,描绘该领域研究热点的整体态势和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我国法治传播研究与国家法治进程、媒介技术存在互动关系,统一于社会实践当中。最后,从增进学界关注度、提升科研水平、促进科研合作、平衡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法治传播视阈下案件报道的“真实”呈现——以“大学生掏鸟案”回访的差异报道为例

以“大学生掏鸟案”发生8年后的案件报道为例进行分析,比较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中的偏差与问题,以此反思新闻报道中“真实”的应有之义,讨论这一问题对于通过新闻媒体帮助公民构建法治认同具有一定意义。

影视剧融入刑事指导案例对法治传播的启示——基于对电视剧《底线》的分析

本文以现象级法治题材影视剧《底线》为研究对象,通过简述《底线》的剧情主旨,阐释了指导性案例融入影视剧中对当代法治传播的作用,得出了《底线》作为深刻反映当代法治进程的影视作品,指导性案例的融入为当代影视赋能法治传播提供了借鉴,为影视创作推动法治传播开拓了思路。

新媒介如何形塑法治传播——媒介化和比较视角

新媒体和电视在法治传播实践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媒介化视角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法治传播和电视法治节目对法治传播形式有不同的呈现逻辑,在不同媒介逻辑的主导下设置了相异的法治传播重点,并且对法治材料和象征性资源有着不同的分发和传播方式,这些不仅规定了公众对法治内容特定的接收和体验方式,而且建构了不同的传播主体和关系网络,可以看到不同的媒介技术及其应用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宣传教育提供可供性。

全媒体背景下法治传播现状与路径优化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传播者与受众所对应的群体不再具有稳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使得在全媒体背景下,传播者的法治素养及其传播内容参差不齐,信息纷繁复杂,致使法治信息内容出现随性化、碎片化、道德预设、挑战司法公正等问题。由此,如何规范法治传播行为、提升法治宣传水平、发挥法治传播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成为当前普法宣传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采用文献综述法和案例研究法,从全媒体背景入手,重点研究法治传播的现状,着重分析法治传播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点、出现的问题以及优化路径。针对全媒体背景下法治传播的问题,文章提出建议:在法治传播实践中要加强专业队伍建设,促进行业自律,相关主体应切实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做到准确报道;在内容创作方面要开拓求新,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到普法与法治实践的深度融合,不断改进传播模式,提升传播共情力;在效果评估方面要避免法治传播“蜻蜓点水”,须重视法治传播实效,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与监督功能,构建科学客观的法治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浅析全媒体时代法治事件舆情引导

全媒体时代,人们接触的媒介多元化、便捷化、移动化,新媒体成为新闻信息传递的主要途径。由于大量信息充斥周围,人们接受的新闻信息碎片化,短新闻、短视频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法治传播效果的呈现不仅要依靠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等,更要结合网络媒体、新媒体等传播优势,扩大法治宣传的影响力、引导力。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特别是自媒体传播发达的今天,如何提升法治宣传效果、规范法治传播方式、增强法治事件舆情引导能力是全面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研究论题。本文围绕全媒体背景下,法治新闻传播以及法治事件的舆情引导怎样突破原有传统媒介的传播思维框架展开探讨。

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价值与实现路径

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推进,变法之后的普法运动成为中国法治现阶段的主题。普法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法治传播,而由此展开的"法治传播"评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法治地方性需求的必然选择。"法治传播"评估在中国的开展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既有来自法治评估系统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有来自法治评估技术的支持与保证。中国"法治传播"评估的实现路径重点在于做好法治传播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法治传播评估内容的丰富化及法治传播评估方法与技术的多样化。

法治传播: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法治传播研究综述

本文对三十年来中国法治传播的研究进了综述,在梳理了学界对于法治传播概念的界定、法治传播的研究概况后发现,学界对治传播领域的研究主要针对具体的传播形态,而法治传播的基本概念研究匮乏,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尤其是对"法治传播"一词的使用缺乏共识和规范。为更好的厘清这些基本问题,本研究选择从法治传播的要素、形式、功能、问题这四个方面进行综述,并在最后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山西高校微信平台法治理念传播的检视与思考

新媒体时代是一个平等传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传播形态下,山西省高校新媒体平台在数量上呈现井喷式增长。但是就有效利用高校新媒体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在蔚为可观的量式增长背后需要注意目前高校微信平台法治理念传播存在着法治类内容总量偏少、重宣传轻传播、关注度不高三个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新媒体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功能定位并不准确。如何利用好新媒体平台传播法治理念,必须从高校微信平台自身特点出发,结合传统组织传播方式,拓展法治传播的深度。

论法治信息传播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系

传播被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第四权",因此,法治信息传播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正是公民法律信仰、司法制度和法治信息传播的一致追求,因此,法治信息传播与司法公正存在积极互动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传播效应和某些不正当利益的驱使,法治信息传播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日趋凸显。因此,对传播自由和司法公正的协调就显得尤为关键,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引导法治信息传播的"良法之治"。

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学教学传播法治观念的树立

新闻传播学教学法治观念的树立,不仅有助于新闻传播学教学建构传播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自强,且推动传播领域的"良法善治"的普及。但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形式陈旧等问题,导致还未能真正树立法治观念。本文主要就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传播教学中树立传播法治观念的重要性、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对应的解决措施。

符号学视角下的法治传播研究

作为象征符号的法治是社会系统运行的信仰秩序,但法律人共同体与大众间存在的符号鸿沟、伦理鸿沟、信仰鸿沟,作为社会规范的法治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因此,法律人共同体要肩负起法治传播的文化使命,把法治大规模推向受众市场。当前,在传播格局被重塑的数字时代,法律人共同体要因应数字化网络新秩序,把作为符号的法治嵌入到数字网络,让法治成为了网络的性质,创造出法治传播的数字沟通范式。同时也要看到,当下法律人共同体的数字传播实践存在传统的法律权威被消解、传播的不确定性增加、网络过滤、碎片化传播等问题。

我国新时代法治国际传播的内涵界定

法治国际传播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是法治国际传播的核心要义,也是新时代做好法治国际传播工作的根本遵循。对于中国法治国际传播内涵的界定,应秉持大传播观,在明确法治实践与国际传播区别的基础上,将二者有机融合。中国法治国际传播是塑造中国法治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关键环节,也是深化法治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