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社会学视域下的电子木鱼现象探究

电子木鱼是一种新兴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传统和现代碰撞的结果,既是个体心理媒介表达的产物,又是透视当代青年文化的镜子,揭示了新时期中国网络青年社会心态和精神思想的变迁。因此,以传播社会学的研究路径阐释电子木鱼的内在逻辑和现实诉求,有助于洞察青年文化和社会心态,从而促使我国当代青年形成健康的价值观。电子木鱼的出现满足了人们体面表达焦虑的需求,这背后隐含着部分人一面想要及时、无门槛地排解焦虑,一面又顾及社会人身份及道德规范的复杂情绪。电子木鱼本身和它传播的游戏,缓冲和调节了现实的残酷,给予了人们掌控感。人们的思想从充满束缚的物理空间中逃离,进入更开放、隐秘、自由的网络世界,构筑起一座座抵御创伤的精神避难所。在这个世界里,参与者共享着不同角色的身不由己,平摊了情绪风险。同时,他们都认同这种松弛的佛系心态。在这场传播中,人们获得了极少的信息,却收获了与他人内在的联系、对现实的共同理解。网友在敲电子木鱼时,通常能在与他人自嘲式的互动中找到共鸣,大家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其乐融融对抗焦虑的赛博空间,同时获得了自我归属感。他们以此宣示自己的存在感,也寻找群体认同的归属感,在网络亚文化中共同构筑起对抗焦虑的赛博空间。

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治理

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以及知识分子集体失语在网络传播中的镜像反映。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涝疫结合”:灾情的网络戏谑式表达及其传播社会学分析

郑州“7·20”洪灾和“7·30”疫情的接踵而至,使“涝疫结合”为代表的戏谑式表达迅速成“梗”并全网蔓延。黑色幽默、反讽、反仿等表达作为民间话语策略,婉转显示了高度隐蔽化的网络舆情。从传播社会学视角看,这种戏谑式表达是对恐慌情绪的纾困,是对主流媒体严肃话语的调侃,也是对当下媒介生态多元竞争格局的反射。在解构权威的同时,它也建构了以草根为主体的新型话语方式和非主流的公共空间,具有官民对话的中介作用和灾难新闻报道文化破圈意蕴,展示了自媒体时代灾难报道的本体性回归和文化转向。

超越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再论传播社会功能研究

拉斯韦尔所谓的传播三大功能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传媒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控制的功能学说,它改变了传播学基于功能主义学术路径的传统并将其变成了一种功能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功能主义传播学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早已破产,变成了一种过时的经院哲学。其实,传播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两重性结构,一方面它因为社会认同而导致社会区隔,另一方面,它因为社会区隔而强化了社会认同,两者之间相互建构。通过这样一种互动方式,社会的文化整合成为可能。在当代思想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建构在承认多元价值观基础之上的社会认同,可能是最为可行的方式。给差异性的观点多一些表达的空间和平台,新的共识将在差异性观点的交流中生成和再造。

新闻传播社会学视域下的台湾苹果动新闻考察

台湾戒严结束后,媒体成为蓝绿阵营互相攻击的工具;陷入低俗化的文化风气为苹果动新闻的流行提供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经济形态的结构性缺陷,导致台湾民众陷入常态性生存恐慌,造成对于新闻传媒的结构性依赖;随着数字化演进,台湾民众对于网络和手机形成了高度依赖;三网融合的快速推进,为苹果动新闻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高技术基础。由于报纸密度过大、阅报率不断降低、外媒资本分割台湾新闻传媒市场,以及地下电台的冲击,造成台湾新闻传媒产业的恶性竞争。在收视率的巨大压力下,台湾新闻传媒产业不得不进行业态创新和技术创新。在此背景下,壹传媒以数字化全媒体报业为发展方向,开发出具有战略引领性的新闻产品——苹果动新闻。该产品在台湾的出现,是台湾现在的社会形态、媒体竞争与创新环境的客观必然。

论传播社会支持理论渊源与重构

传播社会支持理论是近年来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它来源于社会学中社会支持的理论。文章从梳理传播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入手,基于传播的功能与特点,厘清了传播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的区别,阐述了传播社会支持理论形成的动因、从社会支持到传播社会支持的理论转换与重构,提出了传播社会支持理论建构的主要内容。

传播社会学视野下的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是当下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个表征,其形成和发展有着必然性、合理性和一定的正面意义。现代大众传播模式加快了山寨文化传播的进程,促进了社会观念和行为的变迁。因此,对山寨现象应当仔细区分和鉴别,消除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

传播社会学:发展与创新

传播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传播学与社会学具有天然的理论可通约性: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了社会学考察社会变迁深层原因的基本要素;社会学作为传播学形成的重要基础,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分析传播机制的理论背景。两者的融合既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也为社会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中国传播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它既是理论创新的结果,也是理论创新的需要。

“丧文化”的传播社会学分析——以“葛优躺”和小猪佩奇为中心的探讨

“丧”是当今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征,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关注。这种以表情包、鬼畜视频等为载体的“丧文化”,既受到西方流行文艺作品的影响,也与当代青年面临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在“丧文化”的构成中,既有“葛优躺”这样充斥着挫败感的直接产品,也有以小猪佩奇、“精致的猪猪女孩”为代表的更为隐性的文化产品,后者尤其需要做审慎的剖析。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丧文化”的流行,与青年人面临的阶层固化等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要想引导青年文化向着官方希望的昂扬方向发展,就必须借助流行文艺的生产与传播机制,引导青年文化回归正常状态。

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红色文化发展探析

从传播社会学视角审视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红色文化的传播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当前要为红色文化传播创造良好的"拟态环境",为红色文化传播的受众"塑型",从而营造良好的红色文化传播氛围。通过开辟红色文化的自媒体传播路径,发挥流行歌曲在红色文化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使红色文化传播适应社会需求,从而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农家书屋建设的传播社会学分析

本文尝试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在重视农村读者的受众权利及其主体性的基础上,着重调查了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实际运行及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与满足状况,并对农家书屋在乡村文化建设背景下的存在价值与传播效果进行了探讨。同时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实际建设和使用时的尴尬与缺位的剖析,从不同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到加快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传播社会学”课程教学方法探究

文章从"传播社会学"课程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当前"传播社会学"课程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传播社会学课程教学方法的策略。

中国公益微电影的传播社会学阐释

作为网络时代的影视文化形态之一,中国公益微电影的勃兴契合了当下的社会诉求,其以真诚质朴的情感表达,突破消费主义与感官娱乐的双重藩篱,竭力为日渐冷漠疏离的现代社会带来灵魂的皈依与救赎。其多元的叙事主题、独特的叙事与传播策略彰显了公益微电影特有的美学风貌,于迷惘彷徨中重塑国民道德素养与精神情操,亦借助精妙的叙事文本,匠心独具地实现了其所肩负的社会功能。

论我国传媒主持人的角色定位——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谈起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节目主持人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主持人以其特有的方式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互动，进而对受众施加个人影响，大大加强了说服效果。

传播社会学视域中的“人肉搜索”现象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媒介的更新,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社会互动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肉搜索"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络信息搜索机制凭借其高效性、创新性、实用性迅速崛起并得到广泛地推广与应用,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探讨"人肉搜索"的定义、发展历程、特点及成因,并深入挖掘"人肉搜索"现象中蕴含的传播社会学理论,从而更全面、更透彻地对"人肉搜索"这一社会热点进行诠释。

BABEL——广义大众传播社会的通天塔

随着消费社会的确立,人类进入了广义的大众传播社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前大众传播社会和由知识精英把持的狭义大众传播社会。公众一方面在消费文化产业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自身也在制造书写文化文本,以消费的方式和他人交流。消费社会符号和影响无处不在。在广义的大众传播社会里,庶民和草根第一次获得了近乎平等的话语权,我们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蓝本,平等的创造,书写文本。

“锦鲤祈愿”与“日常迷信”——当代青年网络俗信的传播社会学考察

以"锦鲤祈愿"为表征的"日常迷信"行为是产生于当代青年的网络空间中的俗信,它有着明显的青年亚文化风格。不同于规范的宗教仪式,它是符号的狂欢和仪式感的消解,是弱化文化意义的游戏。情感与身份认同的需要是"锦鲤祈愿"的动力来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播社会学研究的“媒介本位”反思与空间架构

在乡村振兴与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静止的乡村社会关系被逐步打破,传统的中国社会关系理论遇到了流动空间的现实挑战。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对传统传播社会学研究中的"媒介本位"进行反思,着重讨论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关系时间维度的弱化与空间维度的凸显现象,分析传播与乡村社会研究空间转向与重构的理论需求。

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语言流动与再生产研究

网络语言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形式。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网络语言的符号意义与社会影响,而忽视了对网络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流动过程的全面理解。本文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不断流动和变化的文化现象,因此有必要从过程视角对网络语言的生产来源、流变过程和再生产结果进行综合研究。同时将青少年这一促进网络语言产生与发展的重要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而更为客观地解释和探讨网络语言流动与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