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符号学视域下中华体育精神对外传播策略探究

中华体育精神源远流长,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时代性。新时期,传承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既是有力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之一。在此过程中,中华体育精神对外传播,迸发出新的时代力量。本文在厘清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及其对外传播价值的基础上,以符号学为方法论,运用结构分析法解读体育现象,诠释体育精神,同时围绕符号的生成、接受以及控制三个维度,深入探索中华体育精神的对外传播策略。

传播符号学视域下中华体育精神的对外传播策略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不仅是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任务。作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体育精神对外传播在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体育强国等方面闪烁着时代光辉。在厘清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对外传播的价值呈现基础上,以传播符号学为理论方法,从符号生成、符号接收与符号控制三个维度探索中华体育精神的对外传播策略,从而让中华体育精神更好地“走出去”,提升国家软实力。

美国流行音乐的中文学术研究缺失和一个基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新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将美国流行音乐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已有四十余载,但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数量偏少,涉及学科领域狭窄,内容较为单一。本文首先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0-2021)中有关美国流行音乐的中文文献进行量化统计和关键词梳理,总结现有中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围;其次,本文从流行音乐概念界定模糊、对流行音乐的学术偏见、文化及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分析美国流行音乐的中文学术研究缺失的原因;最后,本文呼吁学者从传播符号学的视角关注美国流行音乐,引入受众分析,为美国流行音乐的中文学术研究拓展新的思路。

传播符号学视野下的非遗展览展示——以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为例

非遗展览展示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护和传播非遗的重要工作。本研究以泉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实践为例,从传播符号学的视角分析创建中的展陈实践、运营中的活态展示实践,借用传播符号学的理论范式,通过符号机制,从文化认同视角找到非遗传播过程中深层次的认同结点和认知共性,从而指导非遗传播实践,加强民众与非遗的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遗产保护氛围,提升民众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基于传播符号学的多维标识符号创新设计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对“传播符号学”的概念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梳理,以2021年日本标识设计奖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日本及世界主流的标识传达设计现状及在创新过程中体现的新思想,探究获奖作品深层次设计方法内涵的具象化表现,归纳总结在现代设计环境中如何进行创新性的对接、归纳与整合,提出现代标识符号的创新设计新方法、新思路,总结归纳出虚拟跨界、载体消除、多维互联、点阵叠加四种创新设计范式。

基于传播符号学的非遗技艺三穗竹编传承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和弘扬非遗技艺成为我国文化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传播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在人类传播活动中产生、传播、解读和影响的学科。其关注符号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发展,为非遗技艺的传承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以三穗竹编为例,基于传播符号学的理论,深入分析非遗技艺的传承问题,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促进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传播符号学视域下网络梗的传播与发展

社交媒体为网络梗的生成与传播提供平台,人们通过网络梗来表达情绪、疏解压力。然而,网络梗在传播中会出现信息传达失败甚至“表反意”的传播效果。文章以网络梗为研究对象,基于传播符号学视角,借皮尔斯的三元范畴理论以分析网络梗的符号构建与传播;进一步分析网络梗作为网络模因在趣缘群体间的传播机制;最后反思网络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网络梗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外在的良性引导。

传媒业的产业融合与传播符号学的新视域

当前,审美经济与符号经济异军突起,在电子信息科技的推动下,产业融合趋势加强,传媒产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实践都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凸现出崭新的审美经济特征。面对这一重大转型,当代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在传统的媒体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之外又开拓了文化产业与审美经济研究,在传媒产业及一般文化产业的审美性、符号消费及新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显示出可喜的学科活力。传播符号学的这一发展回应了当前的产业融合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与思路。

元媒介与元传播:新语境下传播符号学的学理建构

"元媒介"与"元传播",近几年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国内外传播学界的一对重要范畴。梳理元媒介与元传播、元传播与元语言这两对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传播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元媒介与元传播。在此基础上,依据皮尔斯符号学现象学三性原理,对元传播活动进行了重新分层,并尝试性地提出元媒介时代下传播符号学的三种具体探究路径。

传播符号学:理论、应用与方法——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7月3—5日,＂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办。国际符号学会会长Paul Cobley教授、纽约州立大学James Jakób Liszka教授、台湾大学蔡秀枝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丁尔苏教授、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高建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傅修延教授、南京大学丁和根教授、北京大学龚鹏程教授、四川大学蒋晓丽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陈剑澜教授等人参加会议并做了大会报告或评议。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传播符号学受到了众多专家的探讨。

武侠电影中武术形象生成的传播符号学阐释

武侠电影对武术的世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武侠电影作品中武术文化内涵的匮乏不利于武术形象的塑造。从传播符号学视角,对武侠电影作品中武术文本符号及其传播的意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武侠电影中武术动作的图像表达建构了武术形象符号;武侠电影作品中报仇雪恨、江湖争霸、民族精神弘扬的叙事主题,以及效忠旧主、家族本位的文化表达,为武术形象的生成营造了一个低俗的文化语境,诱发了武术负面形象的产生。而武侠电影作品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恪守,对武术文化的片面解读,导致武侠电影作品文化意义的整体缺失,不利于武术文化的世界传播。赋予武侠电影文本正确的文化意义,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民族文化的正途。

第三次跨越: 新科技背景下的传播符号学

迄今为止,符号学已经完成了两次跨越:第一次是20世纪初,索绪尔、皮尔斯等人在工业革命背景下,跨越了语言学、逻辑学的学科分界,进入到对意义问题的普遍关切;第二次是20世纪中后期,罗兰·巴特、乌蒙勃托·艾柯等人在现代传播科技和大众传媒兴起的背景下跨越了单纯的逻辑推演,进入到对大众文化的关切和现实应用。今天,符号学正经历着第三次跨越,即在5G、AI和基因工程背景下面向精神信仰重建与价值传播这一重大时代问题的再出发。本文通过梳理传播符号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基本理论建构、社会创新力激活与赋能文化生产三个方面,探讨了传播符号学在第三次跨越中再出发的发展态势,即:关注新科技集群时代信仰重建与价值传播问题,吸取认知科学、数字科技新成果,在精神符号学和价值传播论基础上,把传播符号学领域扩展到世界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广阔领域中。

“符号传播学”与“传播符号学”:一对不能相互替代的术语

“符号传播学”与“传播符号学”是一对有本质区别的概念,这种区别基于对符号学的不同理解。如果我们把符号学视为一种方法论,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结合就形成了符号传播学。符号传播学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传播现象,进而揭示出传播过程背后所隐含的本质规律。如果我们把符号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结合就形成了传播符号学。传播符号学就是将传播学引入符号学,进而揭示出符号学的世界观如何体现在传播现象之中。因此,“符号传播学”与“传播符号学”绝对不能相互替代。

传播学与符号学:融合与发展——“2016年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16年7月4—5日,2016年四川大学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在四川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联合主办。这是国内首次以＂传播学与符号学＂为主题的会议,全国80多位参会者参会。会议围绕着＂传播学与符号学：融合与发展＂,具体讨论了传播学与符号学学术范畴与学理关系,

传播符号学视阈中的动漫传播理论建构

本论文的研究在于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深度的研究路径,促进中国当前的动漫学术研究摆脱资料列举和数据堆积,同时,运用"动漫传播"的小小探针,试探传播学学科的内在机理,丰富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论文在传播符号学视阈中,建立动漫传播的符号学基本假设,确定动漫传播的关键概念,探查动漫符号的传播规律并探讨了动漫传播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局限。

传播符号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递是一个认知理解的传播过程。如何科学有效地研究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传播机制是传播符号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符号学共享符号学基础,能够对传播符号学理论的完善与提升提供跨学科支持。本文将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分析传播符号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学理逻辑,并尝试将认知科学中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引入传播符号学研究中,探索传播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新范式,为传播符号学的理论推进与跨学科研究提供有益的探索。

传播符号学及其理论建构

具有百年历史的传播学研究在当代遇到了相当多的理论瓶颈,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传播学范式的危机。如何化解这种范式危机便成为传播学界孜孜以求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显学"的符号学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化解危机的理论资源,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公分母",本质上是一门"意义之学",具体到传播而言,关注的是传播文本的意义建构,而非表象的传播效果。将符号学用于传播研究,能够从深层次揭示传播现象背后的原因。这样的背景下,传播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便具有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赛博时代与传播符号学的媒介转向

当今人类社会正在步入以媒介技术改变为主导的赛博时代。以“媒介化的意义”为核心的传播符号学,正是在这一语境下拓新研究视域与方法。经过21世纪以来近二十年的发展,传播符号学在一系列前沿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突破:从元媒介与传播重新定义“媒介即信息”的新内涵;从“媒介自涉”追问媒介对社群文化的重要影响;结合如控制论、信息论、生物学等共同关注“意义与传播”问题的交叉学科,建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媒介本体论,关注赛博空间中多维度的意义生成机制。

韩剧热播的传播符号学解析

传播是社会的基础,符号是传播的基础,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自己的存在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本文从传播符号学切入,以韩剧文本为例,从符号分类、文本叙事、符号消费等不同角度对韩剧进行解析,探讨韩剧热播的秘密。显然,韩剧通过偶像、饮食、道具等符号能指建构所指,通过朴素的叙事与受众产生共鸣,加之大众媒体又为受众提供了话语权,文本的共享意义得以合作生成。而这个话语场又成为韩剧符码背后的男权制度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展示场,带给我国影视剧海外传播以深思与启迪。

符号学的未来向度:评蒋晓丽、赵毅衡编《新媒介语境下的对话:传播符号学访谈录》

传播学与符号学都是仅有百年历史的年轻学科，两者渊源与发展进路各不相同。符号学的学科化与索绪尔于1907—1911年在日内瓦大学讲授的普通语言学课程关系密切。几乎同一时期，新闻传播学课程正式开设。1905年，布莱尔（willard G．Bleyer）在威斯康星大学开出为期一年时间的新闻学课程，新闻学成为传播学的第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且其影响延续至今——学界仍将“新闻”与“传播”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