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制度中的秦汉中国与天下秩序——从传播考古学的视角理解权力媒介

在传播考古学的视野下探讨秦汉时期的玺印可以产生新的认识。玺印作为一种权力的凝结载体,在秦汉时期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从最高权力到各层级的权力无不用印来体现。不同的形制、规格使得不同的玺印有了不同的阶序,这些物质体上的差别重新构建起“内”与“外”、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玺印作为权力的凝载物形成了我们观测权力传播的一个视窗。此外,涉及玺印交接的行为影响了汉代的华夷关系,在传播学视角下可以体察其微妙的影响。

瞽濛传诵:先秦“盲媒”的传播考古学研究

"瞽濛传诵"是源自远古口传时代的一种文化传播传统,对华夏文明影响至深。在中国上古,"瞽濛"虽系盲人,却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与瞽濛作为"盲媒介人"的传播教化职能息息相关,"濛瞍修声"指明了"盲媒"在上古传播体系中的职责与功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职业传播者,"瞽濛"在上古"乐教"与"声教"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瞽濛传诵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先秦文献的形成和传播。"瞽濛"之所以成为"媒介人"并被委以重任,在于其杰出的沟通天地的能力和超常的听力及记忆力。随着礼崩乐坏的东周社会的来临尤其是文字书写的普及,"瞽濛传诵"的传统逐渐衰落。尽管西方社会也曾出现过"瞽濛传诵"的传统,但两种传统存在差异。极富中国特色的"瞽濛传诵"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彰显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

公众考古传播与媒体宣传的信息交流

文章探讨了公众考古传播与媒体宣传之间的信息交流,以传播学和媒体宣传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了公众考古传播的重要性,包括公众教育和意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以及考古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讨论了考古学与媒体宣传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了媒体宣传促进公众考古信息交流的策略,旨在为促进公众考古传播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见解。

传播之王:中国圣人的一项传播考古学研究

中国文化是一种崇圣文化,圣人具有崇高的地位。上古圣人与巫同源,是史上最早的职业传播者。圣人之原型即拥有超凡传播能力,能够沟通天地人神、偏倚耳听口传的"传播之王","圣"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全部合法性即植根于此。后世圣人的形象与内涵多有变异,但其多知、善听、善施教化的角色一脉相承。和西方圣人相比,中国圣人根源于中国本土的巫教传统,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媒介学特征。本文旨在从汉语圣字的结构入手,对圣人进行一种正本清源式的传播考古学探究。

“报平安”传播现象的历史考古与当代发展阐释

“报平安”这种最初只是用于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告知自己一切安好、让其放心的私密传播行为。随着时代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发明创造出许多新的、富有实践智慧的报平安方式,如烽火报平安、活动报平安、新闻报平安,“报平安”逐渐发展演变为一种大众传播行为。当下,新冠肺炎的爆发更是促使抗“疫”的报平安故事成为非常值得报道的新闻题材;且以小主题发挥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故“报平安”传播行为逐渐发展演变为一种公开的大众传播现象。

使于四方:先秦“行人”的媒介属性及传播功能

"行人"既是先秦的外交与礼宾官员,也是使于四方的信使。行人不仅是通命达旨的"喉舌",也是君王"知天下事"的耳目,其媒介属性十分明显。"行人"之义有"行走"和"行礼"双重内涵,其最为重要的媒介角色不仅在于他是"行走的信使",更在于他是礼法的施行者。作为媒介人物,"行人"承担着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以及沟通诸侯等传播职能。"受命不受辞"是先秦行人的重要特征。在长期的政治沟通与交往实践中,"行人"也形成了自身的职业与传播伦理,表现为对忠信、礼仪和辞令的追求。"行人"是先秦朝聘活动的重要媒介,随着朝聘制度的演变,"行人"的名与实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周"行人"还是王室的使官,到春秋时已成为使者的泛称,而至战国则变身为纵横家,其媒介角色、沟通职能和传播伦理都与之前迥异。尽管战国以后"行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古代中国特色的媒介实践和制度遗产,先秦"行人"对后世的职官制度、邦交思想、采诗实践及文章体式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谏诤与演说:轴心时代东西方政治说服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学者普遍对政治说服非常重视,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东西方的政治说服模式在说服的对象、方式、空间场所及对口头和文字媒介的偏倚等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中国古代政治说服自先秦起就走向了一种以向上进谏为主要方向的“谏诤模式”。而在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政治的变革,古希腊政治家开启了以面向和动员民众为基础的“演说模式”。先秦政治说服的谏诤模式是一种“下对上”“一对一”的人际传播模式,且偏倚文字表达;古希腊的演说模式则表现为一种相对平等和公开的、“一对多”的大众化传播模式,且偏倚口头传播。自轴心时代起,东西方的政治说服实践及说服理论就呈现出鲜明的差异,这不仅反映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更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说服传播的影响。直到近代,两种政治说服模式才发生了交汇和替换。轴心时代不同取向的政治说服传统对东西方的社会、历史及政治走向影响深远。

“圈层化”传播中主流媒体新闻生产范式研究

数字时代的媒介生态使得“圈层化”传播格局凸显。有关三星堆遗址的新闻报道是主流媒体进行“破圈”传播的典型案例,是主流媒体对互联网传播新格局的回应,同时面临专业报道边界消弭、圈层内外二元对立加剧、情感化叙事泛滥等新传播挑战。“圈层化”传播与主流媒体新闻生产范式互为给养,助力主流媒体完成时代新命题。

匹配、联结与沟通:中国古代媒人的媒介属性及传播职能

“婚必有媒”是古代中国特色的婚恋文化和礼仪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信息传播职能的“媒介人物”,媒人既是两性交往之间的信息中介,也是家族联姻的中介,还在古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周朝以来,媒人就是官方倚重的“媒介人物”。《周礼》中的“媒氏”掌管民众的婚姻事务,春秋战国时期的“聘使”在政治外交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唐代的“行媒”行使着维护和传播礼法的职能。古代媒人活跃于“小家庭“”微社会”与“大结构”之间,在人际交往、社会联络、政治沟通和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婚必有媒”的文化和制度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古代中国社会信息沟通的不足,维护和传承了传统的礼法和道德体系,在促成和保障婚姻的稳定、家庭的和谐及人口的繁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通”天人：商周时期巫文化演进的传播学考古研究

传播不止于现实世界中的信息传递和意义共享,同时也包含人们在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寻求沟通的努力。这种努力在中国古代体现在“巫”这一特殊职业群体“交通天人”的沟通活动中。初民社会中,这种天人之际的沟通活动更多是基于生存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和模仿。“绝地天通”之后,兼行巫职的“王”垄断了“交通天人”的权力,并通过将权力秩序视作宇宙运行秩序之现世映射的方式合理化了权力集中化的现实。随着“天人合一”思想的出现,个人文化道德品质抽象出来的价值系统开始取代超自然的、具有实体性的神秘力量,成为统治者在“交通天人”中意欲沟通的对象。由此,现世权力秩序的合法性途径也从寻求外在于人的神祗之赐福与授权转变为统治者本人在文化道德品质的超然地位。

深入本土:近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及学术走向

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面向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本土取向的传播学研究,迄今已走过近30年的发展历史。近10年来,华夏传播学的研究飞速发展,这既与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有关,也体现了传播学科发展的内在趋势。本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近10年来发表在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上的417篇相关论文及其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华夏传播研究近10年的学术图谱。研究发现:2012―2022年这10年,华夏传播研究的发文量呈“井喷”之势,不论是作者队伍、课题资助,还是研究的议题和理论视角都日益丰富。在研究方向上,古代政治传播是近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的重心,主要围绕政治实践、观念、制度和媒介四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线上,“先秦”和“宋代”的传播现象相对更受到重视;在本土理论和方法探索上,传播考古学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0年来,华夏传播研究对西方主导的传播学话语体系和叙事模式进行批判性检视和反思,在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国本土传播现象的同时,有意识地彰显中国视角,尝试建构传播学的中国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公众考古传播理念及形式分析

与公众共享考古成果是考古行业的责任,公众考古的核心是考古学的大众化,需要考古学家对公众进行"交流"和"解释"。我国的公众考古理念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已进入了"考古学与公众共享"阶段。不同主体通过不同渠道和形式对公众进行传播,网络已成为重要传播渠道,但呈现内容还不够丰富,而针对公众考古传播的研究也亟待增强。

论中国传播史研究的想象力与典范性探索——评《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

书籍信息《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潘祥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338页。ISBN:9787309133530,30元。"华夏传播"指向"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余也鲁,1983:VIII)。1964年,当余也鲁先生还在斯坦福求学时,便跟老师施拉姆说要"从传统中国文化中找寻传播的理论与实际",施拉姆说那是"很有趣的探险"(余也鲁,2015:229-230)。

扎根华夏传播土壤 构建礼文化现代认同——访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祥辉教授

在传播学的西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面临着同质化与主体性丧失的危机。学者们缺乏问题意识,既对中国本土的东西习焉不察,又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的理论,使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成为一种检验西方理论的注脚。潘祥辉教授以"传播考古学"为研究路径,关注古代中国的传播媒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传播现象。在访谈中,潘祥辉教授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回顾自身学术脉络,并认为对中国礼文化的现代传承与认同而言,理解重于同情,文化性大于政治性。在"失礼"现象频发的当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是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

盖棺定论:作为一种本土传播机制的谥号及其政治功能

谥号是一种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性名号,它起源于避讳习俗,并从氏族扩展至国家领域,带有鲜明的政治传播色彩。谥号既是生者对死者的"盖棺定论",也是一种"无声的舆论",发挥着道德监督的作用。谥号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传播机制,依托于褒贬评议程序,通过口碑、史书以及碑刻等媒介传于后世。谥号植根于中国祖先崇拜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对"正名"的重视以及宗法社会对名垂青史的追求,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强大的激励功能和导向功能,是一种重要的声誉传播和宣传教化机制。尽管皇权专制导致了谥号的异化及"传播失灵",但谥号与谥法制度的文化合理性及社会价值依然存在。以谥评人、"盖棺定论"既是一种华夏本土传播观念,也是一种本土传播实践。在"前大众传媒时代",谥号通过发挥"一字褒贬"的评议功能监督统治者,进行宣传教化,引领社会风气,不失为一种充满智慧的传播制度设计。这种"中国式"的传播机制,有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

公众考古新媒体发展进程

中国的公众考古新媒体传播始于1998年门户网站新闻频道的考古信息大众化传播,迄已走过20年历程。其间,公众考古网络化传播大致经历了媒体传播期、考古人自媒体传播期、考古人与公众双向互动的全媒体传播期三个阶段。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调动了公众参与考古的积极性和可行性,进一步实现了公众考古追求的公众化和社会化互动效应,为公众考古传播提供了全新模式。

“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以礼治国”“揖让而天下治”体现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文化独特性。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人际交往礼节,作揖是一种典型的非语言交际符号,承载了儒家传统“主敬”“谦让”等文化意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区别于清代的跪拜之礼,揖让之礼内含互恭互敬和礼尚往来的交往观念。但近代以来,受帝制解体及西学东渐的影响,揖礼被污名化并最终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常交往领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估传统揖礼的现代价值。中华揖礼在文化内涵、卫生、仪态、美感和便于操作方面不逊色于握手礼。在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复兴和转化传统揖礼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为一张“中华名片”,揖礼的复兴和推广也可拓展至国际传播领域。“揖让之礼”所呈现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值得传承和推广。

中西方的辩论传统之辨:词源内涵、媒介偏倚与文化差异

辩论是一种通过言辞来解释和论证自己观点并与另一观点进行交锋的表达行为。辩论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轴心时代,中西方就出现了丰富的辩论实践,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辩论观念和辩论文化。与西方注重竞争、程序与逻辑的辩论观念相比,中国古代的辩论观念更加注重辩论之于社会的“治理功能”,东汉许慎将“辩”解释为“治也”,就呈现了这种本土文化内涵。在辩论场所方面,西方的辩论多在议会和法庭上展开,受众广泛,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形成了一种“广场模式”。古代中国的辩论则多在朝堂之上进行,主要目的为说服君主,呈现出一种“宫廷模式”。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字传统及“文书行政”的“早熟”,使得中国的辩论不仅依托口头表达,且十分倚重书面媒介,“论辨”甚至成为一种文章体式。书面化也使得中国式辩论可以穿越时空、脱离现场,更具灵活性。秦汉以后,随着“儒法国家”的成型,儒家和法家的辩论观念成为主流,“墨辩”“名辩”及纵横家式的“雄辩”日益式微,“贬辩”传统得以形成。这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传承至今的“尚辩”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中西方的两种辩论传统植根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各有特色,迄今仍然影响着当代人的传播观念和传播行为。

“青鸟为媒”:中国古代青鸟的信使职能及传承

青鸟是中华传统媒介文化中的重要意象和标识,它总以一种“信使”的角色出现在中国文化中。青鸟不仅是传信使者,同时也有报春使者、传情使者、仙化使者及自由使者等传播职能。青鸟的信使职能建立在多重文化编码的基础之上。上古巫文化传统中以鸟为通神媒介的信仰是青鸟信使职能的文化来源和原型编码;先秦典籍《山海经》中西王母以青鸟为使者,《左传》中少皞氏将青鸟作为司启官,这些都是青鸟信使形象的文献来源和二级编码。秦汉以后,青鸟传递的信息不断丰富,从“仙之使者”“天之使者”演变为“人间信使”和“传书者”。青鸟形象及其信使含义的再现与强化,是一个经多种媒介“层层编码”的过程。汉以后的志怪小说、道教以及诗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青鸟为媒”呈现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青鸟形象仍在经历新的文化编码和演绎,传统“青鸟为媒”的意象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再创造和再传承。

先秦谥法与一种中国特色的人物品评机制

先秦谥法是中国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人物品评机制,它包含着对一个人品德、功业与行状的描述和'终极评价',为君臣上下所重视。早在孔子的'春秋笔法'之前,先秦谥法就发挥着'一字褒贬'的评议功能。先秦谥法既是一种公开的传播机制,也是一种'无声的舆论',包含并内化了一套社会评价机制。与后世谥法相比,先秦谥法的'名实'较为相符,'子议父,臣议君'现象较为普遍,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民主评议'色彩及追求'客观公正'的精神。先秦谥法也开创了中国'以德取人'的品评传统。先秦谥法这种根据人物德行给予谥号,进而对人物进行褒贬和道德评定的做法,以及对'名实相符'的追求,实开中国特色的'传播公共性'之先河,值得纳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