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化流行音乐对外传播赋权新路径探究

新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与“文化强国”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文化建设与传播路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优化包装营销策略、强化创作力推陈出新和促进跨文化平等对话是提升民族化流行音乐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中国民族化流行音乐有潜力在全球文化市场中扩大影响,增强文化软实力,并推动国际文化的多元共融和交流。这不仅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为全球文化交流树立了新的典范。

传播赋权:动物保护组织的媒介动员及其修辞策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对公众进行动员,对现实舆论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多种新媒体传播方式进行媒介动员,包括主动借力微博"发声",与公众"对话"释疑,进行群体传播和网络公关。由于其道德地位的优势和权利保护的公益性立场使他们的修辞方式更加有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主导性话语地位,当公权机关不得不直面所处的舆论压力时,便会出面做出最大"合意"的行动。新媒体环境下,动物保护组织经由信息传播而获得一种正当性赋权,其修辞策略及其传播技巧对社会动员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数字时代边缘群体的传播赋权与认同重构——基于肢残群体微信传播的质化考察

数字媒介不仅颠覆了传播格局,也使得边缘群体得以传播赋权,成为群体新的自我表达场域和公共话语空间。对于无法自主行动的截瘫肢残群体而言,以微信为代表的数字媒介为他们提供了移动生存空间和精神交往平台,通过信息传播、话语实践与仪式互动,缓解了这一群体存在的认同危机,在重构其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肢残群体微信传播赋权与认同重构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社会效用的真正实现,也需要我们理性认识和对待。

内生性与传播赋权:乡村文化建设再思考

当下传播学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可分为三类:“问题-对策”型、理论阐释和建构型、“范式-反思”型。本文在“元传播”理论的启示下提出“从内生性视角到传播赋权”的建设思路,主要探究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乡村文化研究的“元”问题。

浅谈“耳朵经济”的赋权传播——以猫耳FM互动广播剧为例

作为“耳朵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剧同样具有以声为媒的特点。在广播剧中,听众需要通过积极主动的联想在脑海内填充除配音演员声音以外的画面,这种赋权传播的特点也让广播剧在不断的发展进程中衍生出一种新形态—互动广播剧。猫耳FM作为国内第一家弹幕音图站,在赋权传播的特点上进一步结合平台的发展特色,开拓出“互动剧场,结局你定!”的互动广播剧新板块,采用根据用户画像设定叙事题材、知名CV演绎原创剧本、开放性叙事等传播策略,将小众文化与流行文化相结合,使互动广播剧强势“出圈”。

走群众路线:主流媒体在关系赋权下的新闻舆论传播力提升——以新型时政短视频《互动视频|跨越35年的“双向奔赴”》宣传“四下基层”的破圈经验为例

2023年恰逢毛泽东同志才溪乡调查9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下基层”35周年。溯源探寻诞生于1988年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和客观呈现“四下基层”制度在新时代的成功实践对今后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意义十分重大。本文从“新4C法则”视角总结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推出的《互动视频|跨越35年的“双向奔赴”》新型时政短视频的破圈经验,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如何快速实现时政内容的扩散和触达问题。研究发现:从信息传播与社会交往过程研究赋权,将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流媒体通过关系赋权和传播形态创新强化新闻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重构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场,逐步形成以主流媒体为主体的互联网传播体系。文章提出新闻舆论传播力是主流媒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实现有效传播的能力;强化媒体社交属性和服务功能,是主流媒体提升用户满意度、实现渠道关系化的两个关键要素;新闻时政短视频以“视频+互动”的新媒体形式可从内容选择、场景设置、用户参与和社交服务四个方面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

讲述家庭故事:媒介记忆实践、界定仪式与传播赋权——基于“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的个案研究

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记忆往往通过具体的媒介生产和传播得以表达、维持和重构。本研究以“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为案例,将其视为一种媒介记忆实践,聚焦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生产和传播过程,观照家庭故事的传播如何建构意义、记忆、认同和关系,以及如何影响赋权。该实践的传播过程作为一种“界定仪式”,深刻形塑着媒介记忆生产者对家人以及社会历史的认知与情感,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度沟通和理解,从而在公开的故事讲述行动中重新界定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家庭关系。并且,该实践的传播过程促进了赋权,在个体层面,该实践赋予主体讲述并反思家庭故事和社会历史的机会和权利,形塑批判性意识;在社群层面,该实践为一些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赋权,促进社会介入性的行动;在社会层面,该实践打捞和挖掘普通人被遗忘的、被压抑的记忆,以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丰富多元的历史细节,为口述历史和民间记忆赋权。

重新讲述生命故事:叙事治疗、另类记忆与传播赋权

本文勾连传播学和心理学研究,将叙事治疗作为一种传播赋权的实践,聚焦传播的互动交往和意义建构的意涵,以'传播的仪式观'的理念,探究重新讲述生命故事的人际传播过程、另类记忆和赋权的关系。在叙事治疗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主体不断发展替代性的故事,生产另类记忆和独特结果,进而促进问题的外化,重塑生命意义,重新界定身份认同和关系。叙事治疗的传播实践挑战病理化的治疗机制和社会支配性的权力,为主体讲述生命故事的权利、生产另类知识和记忆的权力赋权,从而促进主体批判性意识的觉醒,积极介入问题的解决。

乡村短视频传播中媒介使用与权力构建

当前的媒介环境以节点和网络为逻辑,媒介是乡村连接整个社会既便利又有效的工具,乡村和农民群体借助短视频传播实现由被动接受者到传播者的转变。结合传播赋权理论分析发现,乡村短视频在介入乡村个体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逐步影响乡村内在结构转型,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既是打破原有权力结构束缚的力量来源,也是新权力格局形成的关键,但来自平台规训、乡村自媒体人媒介素养缺乏以及圈层传播的固化是乡村短视频赋权道路上需要跨越的阻碍。

“无从可知”、“无所不知”、“有所不知”——浅议新媒体赋权下媒体伦理困境与对策

近年来,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具有互动性、聚合性的新媒体迅猛发展,新媒体赋权让公众得到了原来不可能得到的信息,为个体提供更多的表达可能和空间。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人人都是"笔杆"和"喇叭"的自媒体时代,媒体伦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么,新媒体"赋权"对象——媒体从业人员和草根群体该如何"用权"?如何规范传播环境?如何建构传播伦理新秩序?本文将以网络事件为例运用传播赋权理论探究新媒体视域下媒体伦理的问题与对策。

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参与式传播运用探析

参与式传播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热点,它通过一种自下而上、兼具草根性的社群对话与公众参与模式,融入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乡村治理实践中参与式传播主要运用参与式乡村发展传播评估和参与式乡村信息传播运作模式。植根于这两大模式,参与式传播在各地乡村建设中形成了一套以内生型自治组织为中心、各利益主体有效互动的参与式传播运作流程,搭建起立体化传播格局,致力于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而集体参与是参与式传播调动村民全方位介入乡村治理的目的与手段,传播赋权是参与式传播理念嵌入乡村治理实践的内核与关键。参与式传播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乡村传播、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网络直播”营销传播的机遇与风险研究

移动视频直播独占鳌头,网络直播营销也快速发展,为整个互联网行业做出突出贡献。一方面,网络直播营销的种种特性构成网络直播与其他营销方式竞争时的显著优势,其独特的营销传播方式带动整个营销市场的发展,也推动网络直播继续升级。另一方面,网络直播营销的发展也涌现出诸多弊端。本文将网络直播的营销传播作为研究对象,从网络直播营销在国内的传播现状切入,探究我国网络营销的发展出路。

自媒体无原罪,治乱象需综合发力

所谓自媒体乱象,事实上是相关各方基于利益的"合谋",自媒体的乱象需要反思、批评、整治,但也要看到自媒体的兴起对普通人的传播赋权这一重要价值。网络平台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要在"流量思维"之上确立社会责任的"底线思维",为优化自媒体行业生态担负起切实的责任。

中国职工权利状况、维权意识与媒介选择——基于全国1019份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职工权利受损偶有发生。它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如薪酬),还有精神层面。无论是权利知识的传播,还是权利意识的启蒙,以及通过信息传播赋权职工,都彰显了大众媒体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职工对大众媒体职工权利议题的报道并不特别满意,不只是数量方面,还有报道质量方面。

电视剧的社交媒体传播——以《都挺好》为例

《都挺好》自播出以来,在社交媒体引起了较大反响,是成功利用社交媒体传播的电视剧典型。本文以此剧为例,从传播、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探寻电视剧社交媒体的"事件"式传播、整合营销传播、"赋权"和"游戏"传播。《都挺好》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形成了新的传播态势,其背后有深刻的营销传播和文化传播机制。技术视野下的社交媒体传播、产业视野下的营销传播和文化视野下的价值传播不仅是社交媒体时代电视剧的传播构成,也是理解电视剧传播的当代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