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教会医院医疗风险控制述论

进入19世纪20年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境内创办教会医院。为了建立较为和谐友善的医患关系,教会医院产生了医疗风险控制意识的萌芽。首先,对前来就诊的病患进行筛选,优先接纳医生擅长科属的患者,而不轻易收治疑难病症以及重症患者。其次,在病人和家属心目中努力塑造教会医院及传教士医生的良好形象。再次,在大手术之前,让病人签一份医疗协议书,手术后果由病人及家属承担。最后,通常不安排病人住院,即使住院,其护理工作一般由病人亲属承担。上述4项举措均立足于医生和医院方面,无疑有助于维护医生和院方利益,客观上扩大了教会医院在中国的正面影响,进而加速了西医在华传播步伐。

1820－1860年中国教会医院医患关系初探

19世纪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确立了医生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医患关系。从当时中国人对传教士医生的感恩情怀，便知在早期中国的教会医院里，医患关系相对良好。1820—1860年，教会医院完全由西方基督教控制，其良好医患关系的形成是基督教的教化、免费医疗、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院方医疗风险规避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820-1860年中国教会医院对医疗风险的控制

在19世纪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医院里，出现了医疗风险控制意识的萌芽。为了尽可能规避医疗事故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抗情绪甚至反洋教斗争，1820--1860年问教会医院尤为注意控制医疗风险。如：医院对前来就诊的病患进行筛选，优先接诊医生擅长的眼科病人，而不轻易收治疑难重症患者；手术之前，传教士医生通常会让病人签一份医疗协议书，手术后果由病人及家属承担；通常不安排病人住院，即使住院，其护理工作一般由病人亲属承担。这些举措虽然与基督教宣扬的平等、博爱似有矛盾，但对于规避医疗风险、推进西医在华传播以及扩大教会医院的正面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晚清的医学统计

晚清中国医学统计活动基本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行为。早在16世纪，西方国家即开始注意收集有关中国的相关资料，包含医疗和公共健康信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来华传教士增多，从事医学信息收集与统计的医生也渐次增多，但比较零散。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列强窃取了满清政府的海关控制权，在其主导下，中国的医学统计开始了制度化的过程，内容、方法、时间等都有了明显的改进；进入20世纪之后，卫生的现代性成为衡量国家是否具备自主管理资格的标尺，医学统计成为清政府的需求，从而建立了相应的卫生管理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依据参与主体的不同，进行的目的也会有所差异，但从影响上来看，医学统计活动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有利于医学科学研究以及中国现代卫生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