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史研究方法透视传教士译者研究

传教士译者研究是传教士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梳理传教士译者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指出翻译研究视域下的传教士译者研究不宜流于历史知识的记录和人物的介绍,也不宜局限于旧有的研究范式,而应根据翻译史研究方法的演变,面对材料中的研究问题,尝试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探寻研究对象与历史脉络的关系,突出翻译史研究多语言、多文化、多学科的特点,同时也为传教士译者研究赋予新的意义。

翻译史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委曲求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1807-1850)》评介

1.序言传教士译者研究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末开始持续到20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一个身份独特的译者群体,他们不仅翻译了宗教文献,还翻译了大量政治、社会、哲学、军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献,他们的翻译活动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也逐渐吸引研究者的注意。目前传教士译者研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传教士译介活动的研究还严重不足,主要散见于传教士在华传教史、中西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历史研究著作中,以传教士译介活动为独立研究对象的专著或论文相对较少。而论及传教士译介活动的论述中,学者们主要关注单个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或者传教士们对同一种中国典籍的译介,较少关注某一时期某个传教士群体的译介活动。

明末至晚清译者的构成变化及其缘由探源

本文梳理了明末至晚清在华译者的构成变化,发现在这一历史时段在华译者构成呈现出从"中少西多"到"中多西少"的动态分布规律。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1)明末时期西方文化对我国并未形成冲击,中国对译者的需求相对较少;(2)自古以来的"夷夏"思想和统治者对译者的猜疑导致我国译者地位低下;(3)当时来华传教士大多实行"科技传教"的策略,以翻译为手段和媒介进行传教,从而充当了译者的角色,构成了明末时期的译者主体。然而时至晚清,译者地位提升,传教士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中国政府在翻译人才培养上实行了各种有效措施,使得学习西方、培养本土译者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中方译者数量大幅增加。

晚清法律翻译的“普罗米修斯”及特殊贡献

近代大规模法律翻译推动了国内法律观念的不断开放,促进了封建法制的不断改良,加快了法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由此也丰富和发展了法学汉语。正是晚近时代普罗米修斯般法律翻译者们开拓性翻译活动的有力支持下,最终实现了近代法制的有效转型,使几近枯萎的古老中华法系得以葳蕤。近代史上做出特殊贡献的法律翻译应当受到史学界、法学界、翻译学界以及法律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

再论理雅各之“合儒”与柯大卫之“攻儒”--以《孟子》译本为例

自利玛窦开创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以来,西方传教士译者对待中国儒学一直有“攻儒”与“合儒”两种主要倾向。柯大卫和理雅各分别被认为是19世纪新教传教士中“攻儒”与“合儒”的典型代表。前者备受批判而后者备受推崇。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被学界奉为“标准译本”,至今仍是西方人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依据。本文以二者《孟子》译本为核心,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材料,深入探讨传教士译者“攻儒”、“合儒”之本质与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