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典传注的阐释学意义

中国古代的经典传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卷帙浩繁的成果,形成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的中国经典阐释传统。举凡述、说、传、注、解、故、记、训、微、论、议、释、笺、义、疏、章句、衍义等诸多词语都各自标识着某种阐释方式,蕴含着某种阐释思想,表征着某种价值取向和学术志趣,它们在整体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多样统一的话语形态。如果把西方阐释学作为一种参照,在中西两大阐释传统的“对视”之中来思考中国古代经典阐释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阐释学理论建构无疑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宋代“稽古之学”考论及其学术史意义——从陈瓘奏议说开去

稽古是古代君主稽考前代圣人以修身、治政的传统,在后世的实践中,因参与主体扩大至士人,行为对象兼及经史,稽古表现出治政与治学的不同趋向,至北宋以"稽古之学"得到理性概括。北宋陈瓘奏议中论及的"稽古之学",体现了宋儒希求探明六经原旨的集体追求,同时表现出在疑经变古思潮下,宋人追溯本经、藐视汉唐传注之学,强调经典经世治政社会功用的宋学精神。从学术史角度看,"稽古之学"在宋代的确立,标志着以训诂为主的汉唐"传注之学"发生了重要转折。宋儒以治世为旨归的解经,流于心性之学的樊篱,是对汉唐经学的矫枉过正。

欧阳修濮议主张的成因与北宋稽古之学的困境

北宋治平年间的濮议中,围绕英宗生父濮王追崇典礼与称名问题,欧阳修主张为之行典礼、称皇考,并立庙京师。欧阳修代表政府的主张,使其成为两制、台谏多数官员的对立面,为时论所非,并取讥后世。两派观点的对立,源于对相同经文史事的不同阐发。欧阳修主张的形成,是在北宋"稽古之学"兴起,意欲摆脱汉唐"传注之学"樊篱、倡导通经致用的思想指导下,以己意解经、主观发明的结果。欧阳修以德与功为衡量标准、注重统绪传承的正统史观,支撑了其濮议主张。欧阳修的主张为时论所不容,体现出北宋中期士人解经流于主观,导致背离圣人原旨、学统林立、异论相搅的状况。北宋"稽古之学"使经术服务于政治的旨归,一方面促进了思想的繁荣与多元,另一方面也造成学派丛生、党同伐异,不但有碍于学术发展,而且扰乱朝堂,使决策难下,贻误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