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生学形态隐含了权力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注重实质合理性的形式特征 ,并造就了刑法刑罚化、伦理化的契机。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以刑去刑在试图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上是一致的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超稳定秩序追求的内在要素。刑法的渗透性、包容性和以礼入刑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形式特征。此外 ,我国传统刑法文化体现了社会控制中的泛道德主义 ,由德治到人治导致独裁专制 ,使法律规范淹没于外在强制的权力秩序中 ,阻却了法律的形式化和形式理性的成长 ,从而阻延了法律的进化。在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 ,必须引入现代司法理念 。

人工智能时代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与对策

本文就人工智能时代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对策,以供参考。

论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的融合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刑法学界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刑事实践都对此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从风险刑法的基本理论入手,探究我国刑事立法中风险刑法与传统刑法的融合。

从“传统刑法学”到“司法刑法学”——兼评《刑事司法过程的刑法学建构问题研究》

《刑事司法过程的刑法学建构问题研究》一书是刘远教授长期从事司法刑法学理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集中阐释。司法逻辑的研究方法带来描述方法、系统化方法和刑法学视角的更新,具有基础研究乃至哲学研究的性质。司法逻辑重视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文关怀,提倡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刑法学司法逻辑化的方法论是在对传统刑法学理论进行比较广泛、细致的梳理、考辨和反思,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的中国自己的刑法哲学话语和刑法学理论体系。

对传统刑法学教学模式的反思与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传统刑法学教学模式存在"重知识而轻能力""重讲授而轻互动"的倾向。而案例教学不仅具有讲授式教学所不具备的实训功能,同时还能与理论讲授形成对接,既符合刑法学科的应用性特点,又能满足当下法学院教育的实际需求。因而,将案例教学法引入刑法学的教学当中,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为了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具体应用方面,应当先行明确案例选取标准,制定出一套完整且具有可行性的刑事案例教学实施方案。

试论人工智能时代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

近些年我国科技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发生显著提高,但其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人工智能一旦出现犯罪行为,便会使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出现量与质的改变。若犯罪分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其站在传统刑法角度分析,应从“从平”、“从重”以及“从轻”角度处置。基于此,本次研究以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概述作为切入点,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犯罪行为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人工智能时代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

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和谐社会视野下对传统刑法观念历史局限的考量

在新的历史阶段,和谐社会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刑法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刑法是基于对人性本质、刑罚功能和人对刑罚的心理感受的认识而产生的刑罚功能的夸大及刑法暴力性的崇尚,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仍然根深蒂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障碍。法律职业者应转变旧的刑法观念,摈弃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有限观点;反对重刑主义,主张刑法的谦抑性。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再思考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在结构体例上逐渐实现了系统化,在内容上实现了刑法的部分人道化和刑罚的标准化。但是在封建专制体制的深刻影响下,传统刑法依然是封建专制皇权的工具,其内容有显著的特权化和残酷化影响。

中国刑法传统与现代化思考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法律文化的逐渐冲击和不断挑战下,人们对于植根于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进行反思.直到现在,"言必称英美,话必谈接轨",几乎已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的时尚.但是历史证明,从晚清的沈家本的变法修律到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移植前苏联的刑事法制,都未能使中国刑法走上现代化.因而,如何看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走向,也就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中一个不容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环境刑法的正当性根据——基于环境伦理和传统刑法理论之考察

无论是简单附会环境伦理相关理论论证环境刑法正当性之努力,还是试图仅仅通过传统刑法理论来寻求环境刑法正当性的充分根据之尝试,均存在将环境刑法正当性这一问题过度简单化之倾向。环境伦理和传统刑法理论均为环境刑法之正当性根据。环境犯罪的道德可责难性是环境刑法正当性追问之前提,环境伦理与环境刑法价值追求的内在耦合为环境刑法的正当性提供了可能,环境刑法生态法益观之确立又必然要求环境刑法以环境伦理为其正当性根据。环境刑罚发动的正当性是"因为"之报应与"为了"之预防的辩证统一,在环境刑法语境下,作为威慑的一般预防与作为矫正的特殊预防均具有积极价值,二者均为环境刑罚之目的。

人文精神视野下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人文精神是法治生成的根基,更是刑法现代化的必备品格。古老的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反映到刑法领域,形成了"无讼是求"的刑法价值取向、充满着人性化色彩的刑事责任年龄立法和富有人文情怀的慎刑主张及其制度。这些都对刑法现代化中人文精神的生成和富于人性化的刑罚制度的构建具有积极的作用。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蔡枢衡先生和他的《中国刑法史》

蔡枢衡先生在刑法学上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多年从事刑事法学和法理学研究。蔡枢衡先生的学术思想正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他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国刑法史》对中国传统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刑罚体系的产生和演变、刑法名实的变化和刑法的起源及发展,以及几种古老罪名及其处罚的变化都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对很多问题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其价值尚值得我们发掘。

浅谈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很多隐患不可避免地产生。为了有效的应对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风险刑法理论应运而生。文章对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对做简要分析。

计算机犯罪及其对我国刑法的挑战

我国刑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罪名、犯罪主体、刑罚制裁、刑事管辖权等立法滞后。我国刑法典应修改 :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的罪名 ,降低犯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 ,增加单位计算机犯罪的规定 ,完善计算机犯罪的刑罚制度 。

现代刑法价值取向应脱离封建思想的土壤

我国传统刑法价值取向植根于封建思想的土壤,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代刑法取向必须摆脱这种束缚,植根于当代社会、经济基础,适应全球化发展进程,构建现代文明的基石。

风险刑法的批评与反思

伴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备受关注的理论议题之一。但建立在错误理解风险社会理论基础上的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与“危险”。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系统性、不可知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单纯依靠刑法是无法化解的。虽然刑法对于预防和降低风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在风险社会下,“风险”的化解更需整个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的理性配置,风险社会下的刑法仍应坚持谦抑性。

风险刑法视阈下危险驾驶罪立法检视与反思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其进行了修订,体现了刑法对社会风险的应对。而风险刑法对传统刑法提出了挑战,其本身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为了应对社会风险,有必要对传统刑法进行合理的变革,但传统刑法蕴含的自由、正义、谦抑等价值理念不能摒弃。现阶段,应当秉承传统刑法基本价值理念,借鉴、吸收风险刑法理论的有益成分,弥补传统刑法在应对社会风险上的不足,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

论新刑法罚金刑及其完善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颁布与实施 ,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其中关于罚金刑的规定 ,更是对我国刑法传统的重生命刑、自由刑、轻财产刑的刑罚观念产生巨大冲击 ,改变了我国刑罚体系的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