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视域下彝族白倮铜鼓舞的传统与变迁——以云南城寨村为例

铜鼓舞不仅是西南族群先民的文化创造,更在当下地方性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塑造心灵、显现社会修复的文化功能。在城寨村白倮支系生存历史中,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寨老制度、祭祀民俗等要素共同构建了白倮铜鼓舞的传统范式。1990年以来,随着地方政府的参与,作为仍在活态传承的“非遗”地方性乐舞现象,彝族白倮支系铜鼓舞的文本及其意义随着表演语境的变迁而演变,这背后相关白倮支系的历史选择。立足多学科视角,在史料查阅、口述访谈的多重关照下,对文山州白倮支系铜鼓舞的当下完成“在地化”的学理书写,解读铜鼓乐舞与民族心灵之间的互动关系。

夹金山下的传统与变迁--硗碛藏族多声部民歌变迁的口述研究

硗碛藏族是一个长期处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边缘的少数民族群体,这样一个无文字的边缘族群,却有着最具特色的多声部音乐文化。但近年来这一音乐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已开始逐渐失去原本的面貌。本文将口述资料和现有研究资料相结合,力图对硗碛藏族多声部音乐文化的变迁轨迹做一分析。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来自安徽省桐城市的报告

厝棺土葬履行着其它尸体处置方式所不具备或难以替代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功能。地形特征因素与经济发展因素的叠加影响了殡葬改革的进程和结果。民众对于政府主导的殡葬改革表现出包括激烈反抗、表面服从、温和认同、欣然接受的差别化态度反应。人口的频繁流动促进了市场工具理性的增长并进而成为厝棺土葬传统内生自发的消解性力量。政府主导的殡葬改革作为一种外生型力量,大大加速了厝棺土葬传统式微直至消亡的自然历史进程。

西双版纳地区南传佛教跨界诵经风格的传统和变迁——以中缅打洛、小勐拉为例

西双版纳地区是中国境内重要的南传佛教传播区域,与东南亚的缅甸、老挝为邻,在边贸经济、社会生活、宗教生活等领域一直交往密切,对当地的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与缅甸小勐拉市毗邻,两地原住民属于血缘、地缘关系紧密,共同信仰南传佛教的同源掸傣民族,在保持传统宗教教义与仪轨的背景下,传统诵经风格受到了现代文化流动性的影响,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风格。文章拟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出发,以西双版纳地区南传佛教跨界诵经风格传统模式与新模式的同步发展为描述对象,对经文经腔系统中与"音乐方言"相关的内容进行探讨、呈现和比较。

旅游地传统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解读——以广东乳源瑶族旅游发展为例

本文从旅游社会学角度,以广东省乳源瑶族旅游发展为例,对旅游目的地传统民族文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对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与旅游发展现代化的矛盾进行解读的基础上,试图找出内在发展的一致性,探讨基于传统民族文化开发的旅游发展与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荷印吧城华人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以“吧国公堂”的司法行政职能为视角

本文以吧国公堂(荷印吧城华人公馆)档案资料文献为依据,考察和分析吧国公堂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从中探讨吧城华人司法行政制度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华人社会的意义,进而更为深刻地了解荷印殖民统治下吧城华人在竭力保持自身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逐步融入殖民地社会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

“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科举时代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变迁

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为价值依归,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社会上下莫不以读书为荣,"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令"兵民"暗然失色。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科举制"以文取士"原则使"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也使中国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识之一,从"士农工商"到"兵农工商",虽一字之差,却折射了近代中国军事文化从"无兵"文化向"有兵"文化变迁之轨迹。

苗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机制探析——评《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变迁》

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与相对快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较。一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显得相对滞后，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已经显得与时代发展的脚步脱节。

英语教学课程之传统与变迁

该文回顾了改变第二语言课程面貌的趋势和事件,分析阐述了实现二十一世纪英语教学目标的趋势。

《贵州苗族地区教育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变迁》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为古代中央王朝之“化外生苗地”。若以“巫文化”论之，贵州是“巫文化圈”的中心，所谓“西南奥区”是也。巫文化体系在中原失落后，却在贵州苗族地区得以保存，实乃“礼失而求诸野”的一枚标本。明代以来官学体系在贵州苗族地区获得发展，

外出务工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变迁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在我国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现象。这一现象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一特殊群体也为我国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越发普遍,外出务工人员也不断增多,劳动人口的转移与流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当地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因此,研究外出务工影响下当地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对于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民族团结有一定的借鉴。

社会功能变迁中的“白沙细乐”

"白沙细乐"是产生于元明之际并至今仍流传于云南丽江纳西族民间的一部古典音乐。纵观这部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发现,这部音乐的社会功能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初"白沙细乐"是以民间歌舞的形式出现;后被丽江木氏土司府吸收为礼仪音乐;木氏土司衰败后又流入民间成为民间歌舞音乐;清初"改土归流"后又逐渐成为纳西族的丧礼音乐;改革开放后,这部音乐又被打造成为丽江的文化产品。"白沙细乐"社会功能的每一次变化或者说变迁,都与近现代纳西族整体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农村社区工业化中的时间生活变迁:浙北C村研究

工业力量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农村社区工业化的过程引发了基于乡土传统的现代化变迁。本文选取了时间生活这一研究视角,去理解由农村社区工业化所引起的结构性变迁,以及对传统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这种变迁被认为是过渡的、综合的和待定的。随着文化主体的结构时间发生了不同程度与形态的变化,相继出现了工农业并置的生态时间、新的宗教时间与信仰福利观,以及"指向未来"的结构时间。农业与工业文明模式是异质的,但在具体过渡中会表现出并置、交融或替代的复杂情形。在实际情形中,乡村社会的工业化呈现出一个连续的、综合、本土式的变迁历程。

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从“二分法”到“四分法”

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走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或二元选择的困境。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并非只出现对立或趋同两种形态,还会出现并存、联结等连续形态或中间形态,至少会出现对立、趋同、并存、联结四种不同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再采用传统和现代"二分法",而应该运用"四分法"。我们不仅要把文化遗产放在校园、博物馆、传承人工作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习馆等场所看其留存和继承,更应该将其放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境(如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看其传承和发展。我们既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对文化遗产的冲击,也要看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遗产的并存;既要看到文化遗产被动受所处经济社会场境影响的特点,也要看到文化遗产具有的能动性,其可以自主生成各种企业、组织、产业甚至产业集群等。

基于经济波动对跨国公司优势变迁的再探析——跨国公司的规模优势、内部化优势和OLI优势的变迁

经济波动不断改变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及其市场、技术、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及其竞争场景,这些变化冲击着跨国公司的生产方式、规模市场和竞争能力,最终导致大型跨国企业失去传统意义的规模优势、内部化优势和邓宁OLI优势。

哈尼族婚俗变迁研究——以西双版纳州大勐龙镇勐宋村为例

本文考察了勐宋村哈尼族传统婚俗的变迁,哈尼族传统婚俗带有本民族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且是在漫长的文化时空中积累和创造的。随着社会发展,各民族间交流日益加深,传统婚俗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受到经济、文化的影响,从哈尼族婚俗变迁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来。

以非遗之名:西岭山歌新唱二十年(2000-2020)

西岭山歌是成都西郊大邑县西岭山地流传的一种民间歌唱,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2000年以前大邑传统音乐生活和山乡耆老的山歌自觉为基底,以2000年以来的西岭山歌非遗之路为线索,对西岭山歌当代20年生命史进行书写,强调西岭山歌在当代以非遗为名的社会动员方式与知识整合过程。

农民传统意识变迁中的新绛迎春社火

以农业为主的新绛县,在每年春耕来临前都有数场迎春社火举行。这些社火原先都是农民在农本思想观念下,以土地为根、以农业为本的娱神又娱人的活动,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新绛迎春社火这种最能体现农民传统意识的外化形式出现了多样性的变化。

中西之间: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嬗变历程探源

毛泽东一生革命实践活动,都受其早期文化观影响。在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毛泽东早期文化观,除受其家庭环境影响外,还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潮及湖南本土的潇湘文化。围绕着对"中西"、"古今"文化的认知批判,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质的先进文化观。

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是李金铮教授较为关注的两大阵地。多年来,他勤奋耕耘,取得了较多可喜的新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传统与变迁》一书,更是以其独特的学术敏感性,在反思中建构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新门径。这个治史新门径(亦可称为方法论),主要呈现为四种视角:一是整体史视野,即由"碎片研究"到"整体研究";二是总体史目标,即区域的整体研究;三是考证与还原的求真路径,即"问题意识+多方论据+考证功夫";四是新革命史理念,即有效改进传统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性指导。以上视角,均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意义,可谓对当今史学界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