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伦理与传统司法中的事实审理

家族伦理是中国儒家社会中的重要行为规范。中国传统司法受家族伦理的影响很大。无论是在立法领域还是观念层面,传统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维护伦理对于案件审理的制约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为了维护家族伦理不被破坏,司法官员有时甚至会牺牲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对伦理的重视既可能产生对事实审理的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忽略伦理也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效果。对家族伦理的影响不能进行简单的评价,而应从正反两个方面综合考察。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以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为核心

录囚、直诉与会审均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传统司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明确该制度的运行机制后,应当洞悉该制度的精神意蕴和此种精神意蕴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仁",换用现代法学的语汇是对"人"的关注。解析传统法律中对人的形塑与关怀,与现代法治文明中的人的地位进行合理性通约,乃是传统司法文化古为今用的不二法门。

无讼的价值理想与和谐的现实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基本特质的再认识

儒家讲求和谐与中庸主义的哲学思想,促成了无讼法律意识的形成。"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法律心理,也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基层组织系统自我调节的必然结果。臻于无讼之境,无疑支配着司法官实际的价值判断:他们需要经常地绕过成文法的规定,而专注于从事无讼的宣教和纠纷的调停。但是官方的"无讼"与民间的"健讼"又存在着现实的矛盾,司法官既不可能绝对地消灭诉讼,就只能采取务实的态度,以儒家伦理为基础,通权达变,审时度势,司法实质上又是司法官通过"寓教于审"、"寓教于判",追求"无讼"和"少讼"目标的过程,最终期望达到社会和谐与司法衡平的效果。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在实体价值层面的最大特色是司法的宗法伦理理性。“经义断狱” ,充分体现了儒家之礼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影响 ,礼治主义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最高原则 ;“德主刑辅” ,着力提升道德在中国古代司法中的重要性 ,深刻反映了传统司法的德治主义精神 ;“御笔断罪” ,形象地表现了皇帝对司法的控制 ,透视出中国传统司法中皇权至上的实质和鲜明的人治主义色彩 ;“和谐与无讼” ,代表着传统中国人对诉讼司法目的的理想追求 ,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最高的价值理想。

情理:中国传统司法的文化基础

法律的实施,司法的运行,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最低限度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支持力量,需要依靠法律和非法律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传统司法同样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基础,它突出表现为源于儒家伦理价值观的"情理"。这既是传统中国"情理法"一体的机制所致,也是情理自身的内涵使然,更为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事例所印证。情理法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使中国传统司法必然以情理为文化根基;情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开放特征,使其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情理作为一种内在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与司法文化传承。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清官崇拜批判

清官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的冤滥不公,传统帝制社会后期法律监督制度的衰落,也是我国"神判法"的反映。对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清官崇拜批判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到清官崇拜只是人们渴盼的理想,社会的公平与秩序离不开现代法治。

古代衙门建筑与司法之价值追求——考察中国传统司法的一个特别视角

建筑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文化载体,这在重视礼制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衙门是中国古代地方官员行政司法的主要场所,是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载体。考察现存的古代地方衙门建筑,我们可以发现,其建筑模式、规制、陈设等,无不在体现"亲民、教化、息讼"这三个中国传统司法价值追求的关键词。

民本主义与传统司法论略

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专制主义形成重要制约的思想体系,其保民、重民、教民、养民的理念,直接推动了传统司法制度的进步与完善,尤其是催生了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慎刑观念、中正观念、恤刑观念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建立。

体制与道德的背反——中国传统司法的背景及困境

中国传统司法发生于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和泛道德主义伦理双重背景之中 ,两种背景支配下的古代社会中 ,道德与体制、技术存在着严重的背反 :道德上的高调与组织和制度上的低效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这是中国传统国家和社会面临着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也是司法不断走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 :司法腐败之根深蒂固。

从清代视角看中国传统司法的“不确定性”

以西方近现代的法的"确定性"观念为标准,以清代司法为例,从适用法律规定是否具有确定性、事实认定是否具有确定性和法律推理过程是否具有确定性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司法进行考察,得出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结论。

中华传统司法在法治现代化中的承继开新

正确审视中国司法传统,理性看待传统与现代法治之间冲突,关涉我们对传统继承的态度。如何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寻找传承中华传统司法可行性的路径,关系着我国的法治现代化事业是否能够取得真正的成功。

传统司法制度价值的一点反思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一项涉及诸多复杂问题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把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方面结合起来。在变革现有司法制度的时候,一方面要充分移植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和理念,同时不应忽视本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在当今的司法改革中有以下价值:认同、互补、借鉴和反思。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特质解析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司法理念、制度架构和运行方式。皇权至上、家族伦理、民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司法行政合一、调处息讼以及慎罚恤刑等制度设计的形式特征,成为传统司法制度最突出的特质,其主要成因是古代中国的宗法社会结构、皇权专制政体和儒家正统思想。认真分析梳理这些特质,既是准确认识和客观评价传统司法制度的需要,也有利于把握中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走向。

中国传统司法的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在当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司法的研究逐渐升温。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司法外部体制构造和内部审判架构的制度性描述,分析得出传统司法体制上的集权主义、裁判依据上的引经断狱、纠纷解决上调解息诉和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等四大特征,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具有工具性的司法权,而非居中判断权。因此,当代司法实践借鉴时需慎重处理。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特质及其功能困厄

受制于其赖以存在和运行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司法被赋予了行政性、调和性及伦理性等典型特质。正是这些特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司法之定纷止争、道德教化与社会控制等独特功能及其实现困厄。对此作反思性审视,或对当下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中国传统司法的伦理特质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司法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司法形态。这种司法形态因与外界完全隔绝而呈现出独特的伦理特质,这些特质的生成主要受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对这种伦理性特质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深层剖析与理性评判,对于当代中国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司法的文化品格

中国传统司法在实践过程中既重视天理、国法、人情的逻辑自洽,在自然法与人定法之间寻求巧妙的平衡,又注重自我更新,强调司法符合社会的变革与时代的精神。把握司法的文化品格,应当从"情理""变法"与"时代"三种价值取向入手。

“推鞫得情”“断狱以情”:我国传统司法“以情服判”的经验与智慧

司法官"推鞫得情""断狱以情"达致服判效果,可谓是我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经验与智慧。情以事感,乃人之固有禀赋。"推鞫得情"重在案情,讲求尊重案件事实,使主客观相统一;"断狱以情"重在尽情,不仅要尽司法官之"己情",履行"尽"之责任,还要"尽他情"。案件处断平允,与司法官之探情、顺情、用情、教情的鞫情之术有一定关联。"尽情"之"案情"比拷讯之"供"优越得多。"据状断之"司法原则是司法官"推鞫得情"与"尽情察狱"的依据。"据证断案"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于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地服从判决,将证据综合运用,"尽情"之后的"据证断案"才是司法官准确定案的根本。

中国传统司法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的思维方式,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基于对和谐、无讼的理想追求,强调实质正义和息事宁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法律的形式正义,但此种思维方式却也造就了泱泱人口的农业大国和谐而宁静的生活,并且此种思维方式在现代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维护作用。因此,借鉴中西方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的司法思维模式进行现代转化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增强我国司法的正义与活力的必然选择。

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荀子提出"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近也"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司法"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正本溯源,回到荀子对"法"和"类"的讨论上来,因为,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司法传统实质上是荀子"法、类"说的延续和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