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

顾炎武素称清代学术之祖,对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贯通;既专注于对纯粹学术问题的研究,以提升理论思维水平,也力主通经致用,关注社会现实。他的学术研究及其方法论,开启了乾嘉时期朴学的先河,对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乃至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宋代文献辨伪学与“古史辨运动”

宋代文献辨伪学是“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层累说”,完全可以追溯到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与王柏《续国语序》中的相关论述。之后,运动转向经学研究与诸子丛考,“古史辨”学人又在继承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等宋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书与诸子进行了考辨,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经学与诸子的本来面目。最后,运动回归古史考辨,顾颉刚对“三皇”问题的系统考察,则导源于刘恕、魏了翁的古史怀疑。当然,宋儒的古史怀疑与经书考辨,基本上是出于“崇圣”或“卫道”的心理,关于诸子的考辨则并不彻底。而“古史辨”学人不仅摒弃了“崇圣”与“尊经”的传统,还以科学的方法对古史、经书以及诸子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原了经书与诸子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