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文化思潮观察之一——“传统左翼”的声音

在台湾当代理论史脉络中,我们把乡土文学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左翼称为"传统左翼"。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上,传统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产生了明显分裂。本文主要讨论台湾左翼社群的理论论战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探讨阶级观点在当代台湾思想和理论场域中的角色、意义与问题,以及传统左翼如何应对当代台湾社会急剧变化的现实。

在左翼传统之外书写“穷苦人”——兼论阎连科的底层立场和“人民性”概念

阎连科是一个在左翼传统之外坚持底层立场、书写穷苦人的作家,打破了主流文学史所建构的底层立场与左翼话语之间的固定联系。新左翼批评家对阎连科的误读在于作家对底层的关注和书写所继承的恰恰是上自"五四"、下迄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阎连科的"人民""人民性"概念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是对阶级框架的突破和超越。

陈映真与中国香港文坛的互动及其左翼实践

冷战背景下中国香港成为新中国与台湾地区两岸分断、美苏对立、东西文化交界的中间地带。中国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很早就受到香港文坛的瞩目,他也有意识地利用中国香港这个特殊的场域,公开演讲、发表政论、杂文,并且以中国香港与两岸同属“第三世界”的论述,号召中国香港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视角分析美苏冷战下中华民族分裂的创伤,召唤传统左翼思想的实践,思考香港地区与台湾地区回归祖国的前途,并呼吁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在这个意义上,香港地区成为陈映真串联两岸左翼革命精神重要的纽带。

王十月小说与左翼传统

"左翼"文学精神是绵延在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基本、最有价值的文学精神之一,王十月的小说创作明显与此既有继承又有超越。从"左翼传统"的精神遗产出发来认识王十月小说创作的精神之源是当下评论界少有的视角,也是探析王十月小说创作中与"左翼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的地方。

论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以王学忠、郑小琼的诗歌为中心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文学介入现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它以强烈的底层关注、直面现实、社会批判为核心,体现了进步作家对国家、民族、底层人民命运的独特思索,开辟出具有强烈战斗色彩的美学形态。新世纪以来,底层诗歌与左翼精神又一次浮出水面,直视底层的苦难与生存境遇,修复了长期以来诗歌领域严重失真的局面,体现了诗歌重新介入现实的可能性。

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辨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的关系,它们虽然取向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底层写作不能无视“纯文学”在形式探索等方面的成就;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充分借鉴“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底层写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路翎小说的“异质性”——无法规避的传统

在20世纪40年代,路翎面对的是十分丰富的"传统"。对主流的靠拢与疏离构成了他创作的狭小地带。这种"在,而不属"是路翎及其创作的显著特点,从而被主流指认为"异质"。

欧美新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意蕴及未来展望

在传统工人运动深陷低潮的特殊历史时期,欧美新社会运动逐渐“取代”传统工人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先地位,对传统左翼运动构成挑战。但是,新社会运动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在阶级立场、抗议目标、革命策略、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又表现出同传统工人运动的一致和相似,呈现出丰富的社会主义意蕴。究其原因,既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方案选择,又是传统左翼力量有益补充和新无产阶级队伍推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借助唯物史观透视欧美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意蕴,发现新社会运动中社会主义意蕴的增强具有历史必然性,是潜在的社会主义力量,但其社会主义意蕴的增强却面临纷繁复杂的障碍。鉴于此,为深化新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维护世界社会主义多样化、扩大反资本主义的战线同盟,必须要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引。

当代文学研究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

通过对近年来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清理出近20年来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并对这四种文学史观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对抗事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现代左翼抒情传统的当代演绎与变迁——《百合花》文学史意义新论

《百合花》发表将近60年,然而它有什么好,迄今为止似乎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本文从考察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变迁出发,从思想史角度重新讨论《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认为它典型呈现了现代左翼文学写作置身当代的抒情难题与作家对此的创作突围。茹志鹃背负着左翼传统进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文学的叙述洪流,却能以女作家清新笔法构建大历史主题,将战争宏大叙事与日常情感呼唤相融合,把现代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叙事演绎,转换为战争时期军民鱼水情叙事的颂歌,将现代固化的左翼抒情模式转换为当代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人情形态,从而开辟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朝向当代转换的叙事新天地。

底层文学的新动向及左翼文学传统的终结

一评论界关于底层文学的争论业已消歇，但有关底层的写作并未随之终止，甚至在近年来有了新的动向。底层文学曾被认为有诸多不足，比如思想的贫乏、艺术粗糙、展示苦难、人物塑造的扁平化等。不过新出现的底层文学却不是冲着为已有的底层文学纠偏而来，而是在日益变动的中国现实中应运而生，这充分显示现实对文学写作的催生作用远大于评论对于文学的训诫。

郑小琼诗歌与左翼文学传统

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底层诗歌”已经成为新诗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其对社会现实的有意介入，让诗歌得以复归大众，并且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纯文学”的去政治化写作、“向内转”的个人化倾向、“后现代”远离生活现场的书写起到了积极的纠偏作用。

“梅郎雄现象”与法国左翼政党的困境

法国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困境,J.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作为激进左翼政党的典型代表,先成立法国左翼党,与新自由主义化的社会党决裂,与法共等政党结成左翼阵线,实现了激进左翼力量的逆境突围。2017年又借鉴西班牙"我们能"党,成立并领导"不屈的法国"竞选运动,利用社交媒介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在法国与欧洲传统左翼衰落、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梅郎雄代表的更广泛的激进左翼政治能否保持长久生命力尚有待观察。

打捞台湾红色历史的见证文学——蓝博洲左翼文学书写的意义

在"本土化"成为台湾社会主流乃至霸权话语的历史背景下,蓝博洲文学创作独树一帜,始终以严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记录为基础,还原和重构日据至战后白色恐怖时期那些左翼理想主义者们动人心魄的生命史,发掘和打捞被湮灭的台湾红色历史,也印证台湾和中国大陆血肉相连的关系。蓝博洲创作的意义还在于重现台湾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贵理想与信念,将今天与过去对接,将海峡两岸的思想文化对接,并从中找寻创伤修复、历史救赎和社会前行的方向。这种写作是对杨逵、陈映真等前辈传统左翼精神的自觉继承,其历史之眼的重要意义值得高度肯定。

重新思考左翼文学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文化想象，掀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的一页。1930年代，左翼文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总结，继“五四”“人的文学”之后，产生了新的“工农兵文学”，被周扬称为“第二次文学革命”。它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起源。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重写文学史”，使左翼文学倾覆。1993年产生的“再解读”的学术现象被视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角度，对左翼文学作出了重新阐释。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的发表，重新勾联起左翼文学的传统，产生了所谓“新左翼文学”的现象，也为重新思考左翼文学传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

空间转向与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

上个世纪法国左翼理论界展开的"空间转向",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激进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它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激进左翼理论传统应对和批判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努力,萨特与阿尔都塞的努力带有过渡性,列斐伏尔与福柯是真正开启者,大卫·哈维、苏贾、卡斯特等学者则是持续的推进者。激进空间社会理论的兴起再次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国启蒙的思想资源,并带来了晚近以来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史学等的互动、沟通与整合,构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特别值得关注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