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威权时代的印尼地方分权与政治变迁

1999年印尼政府出台的地方分权法案改变了印尼国家的整体架构,确立地方自治为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制度。既有的研究认为,地方分权能够激活社会资本,促进民主化进程,提升民主素质。然而在印尼,尽管分权法案出台后其政治民主化的速度和水平都得到了提升,但2004年之后出现政治转型停滞甚至部分倒退的迹象。因此,对于印尼地方分权与民主化的长期后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做出解释。本文认为,分权初期民主化进程的显著提升,得益于分权制度顺应了印尼急速政治改革的时代需要,地方分权与民主化构成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在政治变革的内外压力退潮之后,包括旧派官僚、政党体制、舆论自由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民主化的停滞和旧制度的复归,这一变化过程共同指向了其背后的传统"家产主义"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关系内嵌于威权时期的印尼政治和社会之中。拥有深厚合法性资源的传统政治力量在经历政治剧变的压制后,逐渐适应了新的民主制度游戏,重新积累起带有民主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和力量,从而塑造了地方分权和民主化嫁接的印尼政治转型的新特点。

民俗界定与研究中的“传统”观

西方社会理论界对传统的关注,源于17、18世纪启蒙主义哲学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这两种思想又与进化论融合在一起,为传统赋予了界定对比的社会类型的作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一组对立的概念,成了现代性意识形态建构的一个部分,在民俗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领域,都充当着基础的理论框架。当代民俗学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传统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专家、传统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以及传统的政治力量等问题上,由此得出的许多结论,对诸如知识产权、文化保护等当代社会科学所关心的话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