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以康有为和严复的求富规划为分析对象

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诸多社会治理理念,随着政治语境的变迁,它们都面临着现代转型问题,中国传统义利观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对于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问题,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康有为和严复曾进行过积极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充分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求富规划的建构当中。通过分析康有为和严复的求富规划,我们认识到他们对中国传统义利观进行了颠覆性处理,不过他们两人在对待重商主义问题上却都持有一种支持-反对的摇摆立场,充满着浓浓的暧昧情味。遵循康有为和严复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逻辑,我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思想转型的机制、特征和不足有了一个更为真切的客观认知。基于这种客观认知,我们能够取长补短,进而有助于提升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质量。实际上,康有为和严复以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型思考为节点,展现了一幅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转型图像。

乾隆皇帝“回向三代”的理想追求

"回向三代"是儒家传统政治理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历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即位之初,胸怀"回复三代之治"的理想追求,主要围绕"井田"等问题不断进行君臣汇议,并通过粮政、农政、垦政等系列政策,带动了18世纪政府职能的全面加强。其结果虽未必理想,却是对儒家正统学说的重大实践,意义远比所谓"统一"或"盛世"更为重要。追根溯源,这种理想追求的发端,除了高宗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浸染之外,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的外在刺激。总结对乾隆初政时期"回向三代"的考察和评价,彰显出两点要义:对这一理想追求之政治过程的考察或许远比事情的最后结果更重要;再者,对历史事件诚然要给出种种现代意见,更应该重视当事人自己的"历史意见"。这些无论对"新清史"还是"传统清史"学派,恐怕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至于目下学人不惜回到萧一山的传统,以"宽严之辩"概括乾隆初政,就不免令人惋惜了。

我国公务员诉权受限的理论溯源

《行政诉讼法》将公务员的诉权加以限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公务员法》与其相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扩大了排除范围,导致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途径严重受阻。尽管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内部行政行为概念目前对我国行政法研究和实务产生了影响,但是它们不是公务员诉权受限的原始理论渊源,真正的渊源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相关国家学说以及前苏联行政法学理论。

中国之治：传承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治理观念,体现着古代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反思其历史局限,对于构建现代治理观念,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整合”语境下的西域文化

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当然，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多元，更不是分裂的理由。古称“西域”的新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极有特色的文化区。从表面上看，西域一向通行“胡语”，特别是伊斯兰教传入并在那里生根后，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似乎拉开，但实际上，汉化与胡化一直在祖国的这片热土上生动地进行着，特别是清王朝统一新疆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应看到，经过2000年的政治文化整合，西域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我们应继承中华文化整合的优良传统，使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在思想上、感情上和心理上达到“三个高度认同”，即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认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参照系的文化整合，应是祖国统一和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