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公共事务管理研究——苗族村寨传统自治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文章通过对苗族村寨传统自治制度的回顾与对目前其村民自治现状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苗族村寨传统自治制度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完善苗族村寨村民自治制度的措施。

从传统自治到现代民主:乡村治理的权力变迁

中国乡村治理由传统乡土自治过渡到现代民主管理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过程,呈现了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传统乡土社会存在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等四种经典权力,梳理乡村治理由传统自治到现代民主的变迁脉络,分析乡村社会治理权力体系的嬗变、权力位势的调整、权力模式的重构,可以更好审视乡土社会自治传统的再生以及现代国家民主管理方式的下沉,二者在基层有机的并轨与耦合是乡村治理的基本特征。

俄国大改革前的地方自治传统

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如古罗斯的市民大会和莫斯科国家的农村公社组织。在18世纪以前,俄国的地方自治主要是社会下层的地方性城乡公社的自治,但这种自治公社更多具有纳税公社的性质。以18世纪叶卡特琳娜二世颁布《城市解放诏书》和《贵族解放诏书》为标志,开始了以贵族等级和工商业等级为主的等级性的、社会上层的、城乡的地方自治。俄国的地方自治(Земство)传统中本没有西方近代自治(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的含义,国家原则(集权原则)在俄国地方自治中占统治地位。不过,随着西方外部影响的加强,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看到后来1864年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大致趋向。

海南黎族自治传统的内容、成因、性质、特点及其当代意义

海南黎族自治传统是指历史上海南黎族各层社会组织具有自我民主管理的传统。这一传统体现在三个层面:合亩制民主、黎村民主、黎峒民主。黎族合亩地区社会具有原始社会形态的性质,因此黎族各层社会组织实行自我民主管理。有鉴于黎族本身的自治传统,黎族民众应回溯本民族的自治做法、思想和观念,使之与现代社会和时代精神接轨,或脱胎换骨,以唤醒自己的民主意识,从而促进黎族村民自治的事业,使黎族成为新时代的"民主黎族"。而黎族民众的努力将促进海南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促使海南农村成为"民主的田地"。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曰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曰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传统地方自治与近代公立学校的创办——以常州冠英小学为例

兴办近代学校是清末改良维新的重要内容。1905年,常州绅士将富有地方自治精神的冠英义塾改造为冠英公立两等小学堂,并进一步延续由绅士主导的地方自治,共同发起成立吸纳绅、学、商界知名绅士的校董会。在后续的艰难推进中,诸校董百计筹维,解决了兴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经费问题。冠英小学在招生规模、课程设置、经费数量、官方考核等方面均列常州近代公私学校之冠。校董会也因此完成了创办近代学校的历史使命。冠英之创办过程,充分显示了传统地方自治在区域社会近代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美国社会自治传统探源

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治理经验,首先需要对其政治和文化传统有一个客观了解。作为美国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自治是贯穿美国社会成长历程的基本特质和社会治理方式,也是所谓"美国式民主"的根本标志。探寻美国社会自治传统形成之源,可以为认识美国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一面镜子。美国的自治传统始于殖民时期的社会自治实践,而追根溯源,这一传统的源头在于早期殖民地开拓者从英国继承的文化基因与新大陆殖民地社会发展现实的碰撞和结合。它并非以英国文化传统为模板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不断壮大和扩张其实力的进程中,殖民地社会立足自治、发现和发展的一种创新和收获。正是坚持兼容并蓄、进取和创造丰富发展了自治传统,并促进了美利坚社会从英属殖民地到现代社会的快速跨越。

70年来乡村治理的自治传统及实践动向

自治作为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制度实践,能否适应新的社会形式变化,能否有效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实践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施效果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1998-2005年民族省区村民自治状况分析

基于1998—2005年的统计数据,根据8个民族省区村委会数量,选举届次,村民参选率,村委海选比例,村委职数,两委兼职及村委年龄、学历、性别、政治面貌结构等方面的状况,我国民族省区村民自治发展略滞后于全国水平,政府给力不足是导致滞后的重要原因,少数民族自治传统等因素是推进民族省区村民自治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

千百年来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自主运行着社会自治体系,这是一种传承民族文化和延续社会机理的运行体系。这个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治理结构性因素:(一)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因素;(二)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三)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四)多元文化因素;(五)宗教信仰。其对现代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具有重要启示。

日本近代町村会的起源与形成

日本町村会的形成是日本地方社会传统以及启蒙思想、自由民权运动从下推动和政府从上引进的结果,是在上下合力作用下产生的。双方的作用都很重要,缺乏任何一方的推动,近代的町村会实际上都很难形成并巩固下来。日本近代町村会尽管与战后的町村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成立在日本地方制度的历史上,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进步性应予肯定。

民情:美国民主形成的坚实土壤——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有感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的民情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民情是美国民主形成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民情是美国民主形成的坚实土壤。美国民情的形成是历史和宗教,乡镇自治传统,特殊的地理环境,教育、习惯与实践经验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和探讨美国民情的形成,对当代中国民情的培养和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纵向制机:变化中的美国中央—地方关系

权力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效的权力结构是国家机构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文章介绍了美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纵向权力机构演变有三个代表性时期即二元联邦制政府主导制和新联邦主义 ;美国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结构演变过程中又有四个典型的特征即自主主义传统 ,法理主义权威渐进主义改革和冲突合作并存 ;一个国家在处理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时必须注意三个问题即中央全能与自治神话的问题 ,文化传统与制度神话的问题和政府扩展与权力神话的问题。

剧变中的断裂与传承——透视《旧制度与大革命》视野中的自治变迁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指出了法国中央集权制这一"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并将其视为割裂法国传统城乡自治的主因。托克维尔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央集权制国家与自治制度发展间积极的互动关系,忽略了传统自治与现代自治的分野,更没有意识到前者经由国家权力改造而实现自我否定与超越的意义。鉴此,需要在解析托克维尔观点启示与局限性的基础上,以考察法国社会变革过程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中央集权制国家与社会自治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国传统社区会议向现代社区听证的演变与路径

我国传统社会以社区为载体,拥有悠久的社区自治传统,社区会议在实现社区自治,听取社区意见,化解社区矛盾方面发挥过重要功能。但是作为传统社会基层自治手段的社区会议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遇到了新的挑战,无法再适应新的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现代社区治理亟需我们在继承发扬我国传统社区自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区自治与社区听证的法律制度,提高社区参与,实现社区自我管理,建设和谐社区。

国家不在场与村庄领袖的权威生成模式——以20世纪前期的华北乡村为例

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自治的延续,即国家不在场,村庄权威领袖主导。村庄领袖的权威地位没有制度化的规约保障,主要来自乡民的拥戴与认同,非暴力获得,而是合法性权威。其权威主要通过负责乡村公务、担当纠纷仲裁人、中人以及参与一系列文化实践等布迪厄称之为象征性实践活动,并以"赠品交换"方式获得。

道士下山:乡村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以鲁中“锦屏山”的神圣建构为例

现代民俗学以村落空间为单元的田野研究,多指向村落内部的民俗事象,并以之寻绎村落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文化实践及其耦合机理。然而,许多研究指出,村民的生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依存的边界或空间构成。清初以来,全真道以鲁中地区锦屏山为载体建构起来的公共空间,使得区域社会呈现出了联村共治的实践策略和民俗智慧。"锦屏山"公共空间的共建与分化,映射出村落所具有的开放性特点,同时也展现出传统中国的"社会性"脉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延展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