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论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及其保护权利的局限性

调解制度是中国最具有文化代表性和最富有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传统调解形式有官府调解、官批民调和民间调解等,其程序包括纠纷的受理;纠纷的调解———训导、道德教化、息讼;纠纷的解决———和解、具结协议。调解过程贯穿了“息讼”、“无讼”、“德化”和“和谐”等原则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它对维护古代中国的稳定和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它却又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历史局限性。

传统调解制度的合理性新析——以法制构成要素理论为工具

法制构成要素理论认为,"行动中的法制"是由实体性、结构性及文化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综合体,构成要素的健康发展和相互协调是法制有效运行的保证。传统调解制度不仅得益于自然经济基础、专制集权体制、宗法家族制度和儒家法律文化等外在因素,其合理性和生命力更植根于制度本身的构成。其实体性要素体现为简单而不失严密的规范,其结构性要素表现出繁杂却又有内在共性的诸相,其文化性要素体现为官、民少见的一致赞成态度。它不仅在静态构成上发育协调,在动态运行中还弥补了诉讼审判制度在法律职业人员、程序及成本等方面的缺陷,为权利保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

社会变迁语境下传统调解机制改造的未来向度

现存有关传统调解之理论大都局限于某个历史时段,带有某些局限性。实际上,明清以来,调解机制在我国的演变始终受制于社会结构。放眼全球,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同处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世界结构之中。改造传统调解以适应法治的未来任务就是根据社会结构与时代特征来重新定位。具体说来就是将其置于司法中心主义框架性结构之内,并协调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共同服务于纠纷的法律治理。

也说中国传统调解“和稀泥”问题——以《红楼梦》“玫瑰露案”为例析

经典小说中的法律故事,虽然属于虚构性的具象描写,但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真实"。《红楼梦》平儿调解"玫瑰露"案,通常被视之为"妥善解决纠纷"的典范。然而,细加分析,与其他倍受诟病的"和稀泥"式传统调解一样,它也是一本糊涂帐,同样隐含着"杮子拣软的捏"的人性幽黯意识。而宗法差序格局下,当事人的不平等状态,则是催生传统调解"和稀泥"流弊的根本症结所在。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语境化考察

中国传统调解回应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有效地实现了纠纷解决和秩序维护,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今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语境化分析

调解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形式。对调解进行语境化分析可以有效探知调解在当时社会语境下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局限性,从而为当今社会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是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的法制传统。本文旨在简要介绍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类型及特点,分析它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统调解制度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所在,以期对我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能有所借鉴。

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在法文化语境下的解读

调解是我国最具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也是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为世界所瞩目的法律形式。在司法机制、行政机制有待改革的情况下,调解仍将是我国社会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方式。正确吸收传统调解制度的合理成分,对完善我国基层社会权利保护机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解读

调解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它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体现了息讼、教化与和谐等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导向。它对维护古代中国的安定和有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又具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我国传统调解制度价值之探讨

调解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当代调解制度受我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影响颇深。由于传统调解制度生存的土壤没有完全改变,再加上调解制度自身的“惰性”和调解制度具有成本低,程序简单灵活,风险小诸特点。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应该充分认识到传统调解制度的价值和不足,以便对当代调解制度有所借鉴。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探析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法律制度是中国传统无讼文化的最佳追求、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和中国传统秩序统治的理性选择。中国法治理想的实现必须深深依赖于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挖掘与升华。

论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不仅体现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思想——无讼。随着朝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调解制度被不断规范化、体系化，不断完善。对维护古代中国的有序和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其延续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并且与时俱进，在民事纠纷领域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学界关于调解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及其理念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在社会中得以实践,充分发挥效用;近代中国在以西方法律为模式的变革中,传统的调解制度为何能成功地在近代法律体系中延续;中国的调解制度与西方开始于上一世纪70、80年代的ADR运动以及近年来"恢复性司法"是否有着殊途同归的趋势等等,这些问题并未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国古代民间调解、半官半民的调解、官府调解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在近代中国延续的现象及原因进行了阐述。同时,指出中国的调解制度不仅在近代社会中经过改造而重生,而且对目前中西方有关调解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依法治藏”视域下的藏族传统调解: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藏族传统调解是藏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本土化治理资源,肩负着'维稳'、纠纷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多项功能。但是,由于其难以避免习惯法所具有的适用范围不清、调解主体权威衰弱、调解依据合法性不足、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性以及解纷成本高昂等弊端,导致其功能实现存在一定障碍。近年来,随着'依法治藏'原则的提出,应将藏族传统调解纳入'法治'轨道,从适用范围、调解主体、调解依据、协议效力及收费标准等方面对其进行规范,以保障藏族传统调解功能的全面实现。

传统调解文化结构中的“和谐陷阱”——以《红楼梦》“玫瑰露”案为中心的解读

阐释文学虚构叙事,挖掘司法真实逻辑,是“文学中的法律”研究方法的根本旨趣。《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以“平儿行权玫瑰露”为中心的司法叙事,生动而典范地展现了以当事人“各方满意”“案结事了人和”为旨归的中国传统调解的所谓“完满和谐”图景,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传统调解内含的强烈不确定性风险及其“投鼠忌器”文化心理。正是这种以“生怕得罪人”为其核心表现的但求自保心理,致使传统调解的实践运行,既难于真正扭转纠纷中强势者的专横任性局面,又无以有效遏制弱势者的撒泼耍赖行径,而是呈现为推诿拖延的冲突自然消解法,或息事宁人的妥协折中式处理,因此难以避免地造成“不讲原则和稀泥”之悖论逻辑的普遍盛行。

由传统到现代:对调解的价值与功能实现的历史性考察

调解的长期存续既是与传统中国固有的社会条件相契合的产物,同时在传统社会条件的支撑下也展现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及效益和效率的价值,但由于传统社会的执政者对于调解的工具性运用,扭曲了调解自身固有的合意的本质属性,使调解所呈现的价值与功能始终处于一个较低层次。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在新社会条件下,如何通过机制的创新来完全展现调解所固有的价值属性,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传统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与现代价值

我国素有调解的传统,传统纠纷调解机制在平息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确实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当前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进程中,既要充分发扬我们悠久的纠纷调解传统,充分发挥我国调解制度的优势,又要认真借鉴西方国家方兴未艾的"ADR"运动的经验,努力完善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使之更好地为构建当代和谐社会而服务。

人民调解与传统民间调解的关系探析

虽然传统民间调解与人民调解都是运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但是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通过对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认为,一方面,中华帝国统治制度的运作、小农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力决定了人民调解对民间调解的历史继承性;另一方面,人民调解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法律制度,有其特有的逻辑性,它既不同于西方调解制度也没有完全继承中国帝制社会遗留下来的民间调解的传统。

中国传统调解理念的现代价值

新时期的调解制度,既不是传统解纷方式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对西方ADR潮流的模仿照搬。它建立在我国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实际需要之上,将中国崇尚和谐的传统与当今世界追求协商共赢的文化融会贯通,与综合治理工作一脉相承,构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