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调解制度的合理性新析——以法制构成要素理论为工具

法制构成要素理论认为,"行动中的法制"是由实体性、结构性及文化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综合体,构成要素的健康发展和相互协调是法制有效运行的保证。传统调解制度不仅得益于自然经济基础、专制集权体制、宗法家族制度和儒家法律文化等外在因素,其合理性和生命力更植根于制度本身的构成。其实体性要素体现为简单而不失严密的规范,其结构性要素表现出繁杂却又有内在共性的诸相,其文化性要素体现为官、民少见的一致赞成态度。它不仅在静态构成上发育协调,在动态运行中还弥补了诉讼审判制度在法律职业人员、程序及成本等方面的缺陷,为权利保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机制。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语境化考察

中国传统调解回应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有效地实现了纠纷解决和秩序维护,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今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语境化分析

调解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形式。对调解进行语境化分析可以有效探知调解在当时社会语境下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局限性,从而为当今社会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我国传统调解制度价值之探讨

调解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当代调解制度受我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影响颇深。由于传统调解制度生存的土壤没有完全改变,再加上调解制度自身的“惰性”和调解制度具有成本低,程序简单灵活,风险小诸特点。在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应该充分认识到传统调解制度的价值和不足,以便对当代调解制度有所借鉴。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探析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法律制度是中国传统无讼文化的最佳追求、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和中国传统秩序统治的理性选择。中国法治理想的实现必须深深依赖于对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挖掘与升华。

大调解视野中的审判

纵观世界,当代调解制度有两个发展模式：一是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创设的调解制度,这一调解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轫,继而于80年代延伸到澳大利亚和英国,90年代又拓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大陆法国家和南非等国;第二种发展模式在对传统调解制度的局部改良中形成，我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它强调调解制度的自生性和自主性，被认为是在特定历史发展和革命过程的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实践和法律，是与西方现代调解二元对立的发展路径。前一种调解模式，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调解制度在过去几十年中确实有效地分流了案件、减少了司法积案，甚至转变了法律职业的理念与行为。但同时，其向司法领域的过度扩张也深深地改变了法院的性质和工作方式，使其由审判者转为“纠纷解决者”，司法职能也存在着由裁判转为促成和解的倾向。殊途同归的是，世界范围内由调解兴起造成审判的衰落现象在我国也悄然地经历着，只不过调解在我国的兴盛还与我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息息相关，其给审判带来的影响也就不单是案件分流那样简单。因而，研究新时期调解与审判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重新安排合乎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无讼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无讼一直是古代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古代由提倡无讼进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调解制度,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当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人民调解制度以其简便、快捷的手段,在解决民间纠纷、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临新的形势,人民调解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现代化转型视野中的中国调解制度

在现实司法背景下,调解制度再次受到空前的青睐。完善和构建好各种形式的调解制度,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步骤。而明确现代调解制度与传统调解制度的联系与区别,则是我们构建调解制度体系的逻辑前提和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构建现代型中国特色调解制度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指南。我们应当在调解制度的合理格局中,摒弃传统调解制度中的非现代因素,强化现代调解制度的指标性特征,发挥其崭新功能,构建一种回应型的调解制度。

我国调解制度的未来走向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新一轮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将我国推向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特点，这些无疑给纠纷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调解制度亟需进行改革。立足我国现实国情，我们认为只有不断更新调解理念，

试论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

笔者通过对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对调解制度的改造及改革开放后调解制度的发展,来分析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相信人民调解制度在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丰富营养后,会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人民调解制度的革新

袁兆春、刘同战在《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撰文认为，人民调解制度在现时的中国处境尴尬，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调解制度存在缺陷。必须张扬人民调解的人民性，唯有在法律定位、目的规正、组织建设、人员素质、调解效力、制度衔接、长效保障等诸方面进行创造性革新，方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