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稳定——抵押品渠道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结构和流动性负反馈循环理论,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这一准自然实验,以及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日度数据,通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ARIMAX模型,探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债券市场风险,阻止下跌趋势蔓延方面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本文发现,一方面,扩容政策能显著降低债券收益率,提振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和活跃度,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损失螺旋”;另一方面,扩容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宏观流动性向下传导,优化了债券市场流动性的总量和结构,进而遏制了负反馈机制下的“保证金螺旋”蔓延。这一结论解释了“中国化”制度背景下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的内涵逻辑,增添了金融市场渠道传导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带来一些启示:作为市场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充分利用以抵押品为基础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在缓解特定局部风险时的准确和高效特点,通过灵活调整质押率更好地稳定市场。

危机后发达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研究

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纷纷实行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开始恢复,人们开始担心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研究非传统货币政策何时退出就成为当前各国宏观经济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发达国家实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原因在于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即从市场基准利率向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传导受阻。因此非传统货币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降低短期利率预期和风险溢价,同时提高通胀预期,降低长期实际利率,最终起到刺激实体经济的作用。文章以美国为例,考察了美国金融指标、通胀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得出结论:传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恢复还未得到充分的确认。另外,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因此全面退出非传统货币政策尚不具备条件。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求大国之间退出策略的合作和协调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英国、欧元区和日本为主发达经济体先后实施了前瞻性指引、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试图提振经济、提高通胀和稳定汇率。关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讨论成为当下的热议话题,理论界和学术界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文章结合国外所处的经济、金融环境,主要介绍了各国非传统货币政策实践经验,并为我国未来可能面临低利率时环境下货币政策操作给出建议。

非传统货币政策研究——以美国实践为例

非传统货币政策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日本央行多次下调短期名义利率以刺激经济复苏,直到1999年2月,日本短期名义利率下降为零。当名义利率为零而经济却处于萧条时,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为负,此时中央银行无法再利用名义利率下调刺激经济。为此,以短期名义利率为执行手段的传统货币政策失去操作空间,货币当局只得寻求其他的货币政策手段,非传统货币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零利率下限的约束,许多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手段发生了变化,开始更多地采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本文研究了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内涵、执行手段和退出机制,并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效果及对中国影响的实证分析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普遍实行非传统货币政策,本文以美国经济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检验美联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检验美联储的这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效果及启示

前瞻性指引、量化宽松、负利率、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等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相继实施,扩展了货币政策的理论边界。货币政策不仅能解决总量需求、系统性金融风险,也能解决宏观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本文先从理论基础、主要工具、传导渠道三个方面对非传统货币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事件研究法以中欧为例评估实施效果,发现非传统货币政策能够显著地降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维护金融稳定;随着工具的持续使用,实施效果边际递减;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显著强于其他工具。最后,本文从工具本身的弊端、注重市场机制、外溢和退出风险、创新工具四点出发,给出了中国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非传统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探究美欧两大中央银行非传统货币政策之谜

本文将非传统货币政策指标直接引入因素增广的向量自回归(FAVAR)模型,研究了美欧两大中央银行所实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对利率、价格水平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并首次通过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构建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指标,在统一的实证框架下探讨了同一时期美国和欧元区非传统货币政策"利率约束之谜"和"价格之谜"的存在性和相似性。

非传统货币政策解析——以美国的该政策实践为例

美国次债问题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非传统货币政策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新货币政策。它将中央银行管理流动性的执行手段由传统货币政策下的短期名义利率转变为调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结构和内容。针对这一政策,首先,本文准确界定了该政策的内涵和分类;其次,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为基础深入探讨了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手段;再次,提出非传统货币政策有退出困难等诸多问题;最后,就非货币政策的执行提出政策建议。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退出指标和时机选择

应对金融危机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实施以来,其退出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出发,分析了危机状态下传统货币政策传导如何受阻,非传统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受阻环节的市场因素来修复传导机制。本文以此为依据,构建了选择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时机的指标体系,针对不同操作手段、操作目标选取相应的金融市场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这些指标在政策实施前后的表现,并探讨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选择。

美国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文献述评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在联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美联储不得不依靠非传统货币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力图厘清美联储的两大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前瞻指引与量化宽松政策的概念内涵、演变脉络与传导机制,分析非传统货币政策对美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并指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给美联储信誉、美国金融市场波动、劳动力市场运行和宏观经济走势带来的一些潜在风险与挑战。

欧元区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为应对欧元区出现的融资市场金融约束、市场流动性缺乏,以及通胀率下降等问题,欧洲央行2008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非传统货币政策。本文从政策动因及潜在风险、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了欧洲央行上述政策,发现在欧元区信号渠道、信用风险渠道和银行资金渠道效果明显,显著提升了资产价格、缓解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压力、增强了银行的放贷意愿。同时,本文将欧洲央行上述政策与中国人民银行为应对国内经济问题而出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存在信号渠道与信用风险渠道,还存在直接降低特定行业融资成本和直接提升特定金融机构流动性的渠道,促进了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转变、利率走廊打造、金融风险降低、经济结构性调整。在总结欧洲央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中国有必要在提升央行公信力和透明度、防范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通胀风险以及界定结构性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方面借鉴欧元区的经验。

美联储非传统货币政策及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大衰退,在用尽传统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实施了引导市场预期、扩张自身资产负债表规模与调整自身资产负债表结构等非传统货币政策。从理论来看,通过信号渠道与资产组合平衡渠道,非传统货币政策能够改善融资环境、刺激经济复苏;从实证来看,实施非传统货币政策,有助于维护主要金融市场的稳定,提高产出与增加就业岗位。但是,美国的失业率仍在8%以上,这表明,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

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机制与效果——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银行相继实施了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统称为"非传统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在理论上有"时间轴效果"、"资产再配置效果"等效应,提供了在特殊情况下新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对景气复苏和物价上涨存在一定影响,但长期效果并不特别明显。与全时期相比,2009年之后新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也存在较为清晰的政策传导路径。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宏观调控手段,能否持续实施并达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是非传统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与国际协调

在全球经济体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系统重要性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不仅作用于本国经济变量,同时也对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各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管理溢出效应,使正向溢出效应最大化、负向溢出效应最小化。具体措施包括各国通过加强自身改革以提供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基础,在规则性协调框架下约束关键货币的无序发行,在相机性协调框架下加强资本监管协调和宽松政策退出协调,以及推动评估进程在国际协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可以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吗——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模拟分析

将央行数字货币视为付息的金融资产,构建具有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对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对多种货币政策组合进行数值模拟后发现,数量型或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与传统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具有互补性。在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下,实施价格型法定数字货币政策通过改变法定数字货币利率,造成法定数字货币利率与国内外名义利率之间的利差扩大,进而放大宏观经济波动。据此,提出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发行产生的时滞性影响、设计灵活的央行数字货币产品以及完善央行数字货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等启示。

零名义利率条件下非传统货币政策及其外溢效应

近几年,发达国家央行在零名义利率下陆续推出各种非传统量化宽松政策,目前国内对于这些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鲜有基于规范框架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在一个价格黏性和垄断竞争的新凯恩斯开放经济模型下,分别将通胀目标制、名义GDP目标制和混合目标制下的量化宽松政策引入模型,探究处于零名义利率状态时,外国央行量化宽松政策对本国居民福利损失和本国央行最优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我们发现,外国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随着冲击持续性的不同、政策组合的不同以及执行力度的不同,会形成"双赢"、"以邻为壑"和"两败俱伤"三种局面,本国央行不仅应当审时度势做好政策应对,还应当积极进行国际政策协调。

全球流动性陷阱、长期实际利率和非传统性货币政策

传统性货币政策最终是间接通过影响长期实际利率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但当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陷入流动性陷阱时,以利率为调节工具的传统型货币政策就失去了影响长期利率因而也失去了调节总需求的目的。而包括定量宽松在内的非传统性货币政策则通过锁定经济主体对未来短期名义利率的预期、降低风险溢价成分以及提高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等三种机制,直接降低长期实际利率。但证据表明,即便是货币当局降低了长期利率,刺激总需求的政策目标仍然难以实现。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经验研究

次贷危机后,受零利率下限的约束,发达国家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各国央行纷纷转向非传统货币政策。这些措施最初是为应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危机,但很快扩展到通货膨胀目标、刺激实体经济、抑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本文试图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主流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勾勒出研究的基本轨迹,并结合各国量化宽松政策实际操作提出反思,以其对未来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金融危机背景下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

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不仅非常规地使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而且还采取大量激进的非常规措施,通过购买各种证券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及运用信息沟通引导市场预期降低长期借贷成本的方式缓解金融市场紧缩局面。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应对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随着经济的复苏,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如何寻找安全退出路径是这一时期全球央行的主要任务。

后危机时代美欧货币政策的成效分析与诱因比较

美国金融海啸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推动了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改变了发达国家对危机前货币政策的共识。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和前瞻性指引成了危机期间美欧频繁使用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使美国从金融海啸中走出来并重拾经济复兴之路。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反复爆发和传染表明,这些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尚需要超国家的欧洲政治经济机构的整合。美国的成功取决于美国联邦政府和货币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愿意共同合作并做出对国家最有利的事情,而且共同服从国家利益的观念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和尊重。欧元区走不出危机泥潭、经济继续衰退主要源于:一是危机解决的公共品属性诱发了成员国的集体行动和道德风险;二是货币政策引发的利益冲突与强权政治的影响;三是作为一个松散的联邦,当共同面对危机问题时,缺乏一个超国家的权威政府,能够在促进公共利益上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