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研究中通史研究传统的重拾

中国有着通史研究的传统,也不乏通史研究的大家,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式到近现代遭到来自西方学术体系强有力的冲击。艺术史的研究几乎成了西方式的艺术史研究,丧失了我们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学术研究体系。我们纵观海内外艺术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其诟病不仅缺乏艺术门类统筹意识,且并不认可宏观意义上的大艺术研究。但就目前艺术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大都具有通史研究的性质,可作为我国艺术史著述方法的借鉴。笔者以为,与德国的"小题大做"和美国"问题意识"研究的方法不同,中国艺术史研究应注重艺术通史的研究。中国具有深厚的通史研究传统,我们需要重拾传统,其关键不仅要展开对目前艺术史研究现状的全面评价,跟横向、纵向的专题研究相结合,更重要的是培养通史型学术人才,并借鉴其有效的体例、表述方式,建立起我们独立的艺术史学研究体系。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

刘家和先生治史有着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其一,“两个菲罗”,指的是语言文献之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其关于先秦儒家仁礼学说的辩证发展、中国重视通史与西洋重视普世史的史学传统特点之不同、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观点的研究等,可以作为例证。其二,矛盾分析,对矛盾是事物最深层的本质、中西矛盾观的异同,有着深刻的体认,其关于公羊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学说,以及《左传》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含义及关系等,都采用此法,在历史和逻辑的往复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三,“入室操戈”,认识到要想实现突破,一方面要从传统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在传统中寻找到突破的“缝隙”,其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批判,对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分析,是迄今对于西方学者在历史领域中提出的理论挑战做出的最有力的理论回应,已然成为学习传统、突破传统的经典之作。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表明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理论的高度上,与西方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开展平等对话,从而把人类思想和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史陈列”范式的生成

通史陈列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历史类陈列的主要类型,其诞生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的塑造。“中国通史陈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代表的通史路径在博物馆领域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这一案例的发生既是特定时代情境下的产物,同时也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新式通史编纂累积的智识传统。“中国通史陈列”所形成的通史展览范式及其背后的思维架构,以及由此生发的学术议题,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博物馆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