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话“传诗”功能三题

古代诗话作为一个大的坐标体系,包括了众多诗人诗作的小坐标,在长期的诗歌传播中,许多诗人诗作的坐标或沉或浮,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考察其变化轨迹,有助于把握诗人诗作地位及时代审美风尚。诗歌误读,自古就有,诗话在纠正误读,帮助阅读鉴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话对于诗歌艺术文化具有“蓄水池”、“发酵池”、“放大器”三种效应,在累积和增殖中,诗歌得以发展并形成传统。

听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驼庵传诗录》评介

晚清以来,尤其五四运动之后,诞生了一批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大师,顾随亦是其中之一。读《驼庵传诗录》,读者可以充分感受作者驳杂多元的知识体系、融通中西的思想深度,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奇思妙解。顾随先生讲说诗词的精妙之处,便是时时处处不脱离人,不遁于世,给读者找到了一条连接东西文化与思想的路径,使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文学不再有隔阂。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藏书印修复方案初探——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岭表诗传》藏印为例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岭表诗传》有方功惠、刘承翰藏书印,铃印因虫蛀而残缺,既影响书籍寿命与美观,亦不利于流通阅览。笔者对残印进行模拟修复,并以此为例探索藏书印修复的材料、步骤与方法:通过X射线荧光光谱法,检测原印印泥与修复颜料的元素成分,结合光学色度检测与传统配色实践,选定适合的修复颜料;选用适合的纸张制作仿真书页;通过文献调研,找到方功惠藏印的完整样本,制作修复模板;以线笔、竹签为工具,以印泥、国画颜料为材料,在仿真书页上对藏书印进行勾勒、全色、接笔。藏书印模拟修复符合古籍修复原则,既保证古籍物质形态的安全,又保留了古籍流传印迹,亦是对古籍修复技术的有益探索。

明清沁樊文人以诗传训的家训方式及思想内涵阐析

明清时期,沁樊文人常用的家训方式是以诗传训。他们留存下来的大量的家训诗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以耕读传家为主,同时又重立志、淡名利、奉勤俭、择善友等。究其原因,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育养和儒家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这种便捷的、春风化雨般的家训方式默默地滋养着沁樊后人,终于造就了明清沁樊地区文化的辉煌。

王夫之《诗广传》“馀裕”思想及其价值

王夫之《诗广传》是其借助解读《诗经》来阐发个人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馀裕”思想是其理论创新。王夫之的“馀裕”思想,即主张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应达到宽裕从容的状态,具体包含裕情养性、裕德修身、裕民治国三个层次。王夫之“馀裕”思想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是对《诗经》、孔子、孟子、荀子的“馀裕”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从《诗广传》的创作背景来看,王夫之的“馀裕”思想对于救治明末竞躁戾气与遗民心态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从“传诗”探《红楼梦》的成书经过

《红楼梦》“甲戌本”中有很多批语为他本所无,其中有一条是在第一回写到贾雨村中秋夜对月有怀而口占之五言律诗前的侧批:这是第一首诗,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

《诗集传》叶音辨

《诗集传》叶音，后人多有误解。本文以叶音证叶音，并较之陈第古音、考之《楚辞辨证》，认为《诗集传》叶音即朱熹心目中的古音。全面客观地研究《诗集传》叶音．对了解南宋的古音学、对重新认识古韵学史，都将大有裨益．

《诗广传》成书年代考辨

对王孝鱼、袁愈宗《诗广传》成书年代之说,提出质疑。通过考察王船山生命行迹及其学术思想生发历程,以其明志归隐之时间、授徒传业之方法、著述立说之特点为依据,最终蠡测《诗广传》非创作于一时,其写作时间当持续于康熙三年(1664)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之间,长达十八年之久。

“诗以诗传”与唐诗经典化路径——以杜甫与崔涂《孤雁》诗的传播为例

杜甫和崔涂有同名诗《孤雁》,在杜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崔涂诗时常被拿来与杜诗相较,从而得到广泛传播。崔诗本身的成就较高,最终成为经典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唐诗选本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诗以诗传"的方式是唐诗经典化的路径之一。经典化过程中,李、杜等大家作为"中心",带动崔涂《孤雁》等"边缘",共同丰富着诗歌发展史。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韩诗外传》和汉代文化

本文认为，在孔孟时代，《诗》已被看作周王朝时代的经典文献，《诗》不是诗，故《诗》亡而《春秋》作，嗣后没有《诗》和诗人。屈原等人得诗人之心，无诗道和王者之迹，因此是辞人，宋玉至汉无诗人之心因此作品叫做赋。汉代为了与周比隆，因周而治，故取经营常道的周代典秉为经，《诗》关王道，故为六经之首。又为了约束丰沛集团和开国功臣，汉代逐渐加强帝制，以礼治国。因此，为汉代政权服务的用《诗》解《诗》人被列为学官，但由于后代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故学官三家皆失传。外传突出地强调了礼的作用，礼是核心。乐是从属于礼的教化工具，所以礼乐并称，但礼乐又要适时而变，因时而用。在天人关系上，外传强调人力、民力的作用，全书带有资政美刺的深刻包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外传在某种意义上对先秦的文化进行了综结性分析，因此很多观点具有科学性，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外传体现了汉代学官传《诗》的大《诗》文化的特征。

王夫之《诗广传》“四情”论

王夫之对"四情"的看法是其诗情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四情"论也就是他对兴、观、群、怨的阐述。在王夫之的诗学著作中,很多地方都有对"四情"的阐述,这些阐述大都是从整体而言的。《诗广传》是王夫之早期的诗学著作,其中他对"四情"的看法还没有从整体上来阐述。王夫之延续了前人的一些观点,也有着自己一些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思索联系在一起。

惠洪与黄庭坚的交游及对其诗法的传释

惠洪、黄庭坚年龄差距很大,但缘于惠洪对黄庭坚的倾慕及二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惠、黄交游甚密,唱酬诗作、谈诗论法。惠洪的诗学著作《冷斋夜话》和《天厨禁脔》中称引、诠释黄庭坚论诗之语颇多,二书对黄庭坚诗法理论进行了传引、阐释和总结,成为江西诗派诗歌理论的重要典籍。

从《诗广传》看王夫之的诗情观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就诗学观谈的最多的是诗情,他把诗情分为裕情、白情、贞情、道情和沾忠滞之情、淫情、私情、匿情两类。王夫之认为诗就是表达人的情感的,但他的诗情观还是属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诗毛氏传疏》训诂“刻意求新”析论

《诗毛氏传疏》是陈奂最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其全面发明古文毛诗的历史贡献至今为训诂学界所称道。但如果站在当今训诂学的立场上来审视,其丰富的训诂实践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刻意求新"即是其中之一。"刻意求新"的不足表明,对注释书训诂的基本特点、重要原则等重要问题,陈奂都缺乏完整、深入的认识,而这些问题又与乾嘉学派对注释书训诂的总体认识水平密切相关,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乾嘉学派共有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剖析《传疏》"刻意求新"的不足,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乾嘉学派的训诂学成就具有重大意义。

王船山《诗广传》的文化感及其它

王船山的《诗广传》对《诗经》的解读 ,并不注重诗本身的理解 ,而是把它置放到文化语境中来阐释 ,揭示其文化内涵和文化意味。《诗广传》不仅弘扬了可贵的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 ,而且囊括了王船山在其他学术著作中未曾阐发的学术见解 。

王夫之《诗广传》成书年代考

《诗广传》是王夫之阅读《诗经》后的杂感性文集,据现有资料考察,其写作的确切年代无法确定。王孝鱼先生认为《诗广传》成书于1669年之后,但其提供的证据不是十分充分。《诗广传》的行文风格有着平实典正和哀惋?怆两种特色,通过对这两种风格的分析,我们可以考察出《诗广传》成书的大致年代是1671年左右。

我为何撰写《曹植诗传》

关于《古诗十九首》代表的汉魏古诗与曹植甄后恋情之间的关系,我从2004年秋季动笔撰写,翌年开始在《山西大学学报》等多家刊物陆续发表,至2009年岁末,获得教育部高等教育社科文库资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似乎,关于《古诗十九首》公案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自从拙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问世之后,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或确认验证了此前推断假设式的论断,或修正微调了此前的认知。这种新材料的震撼感何止一端?可以说是络绎奔会,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