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网民成为无意识传谣者的原因与治理对策探究

60岁以上的银发网民在过去的研究中常被定位为因媒介素养低下、真伪辨别力差而有意识传播网络谣言的群体,但其中为数众多的无意识传谣者尚未引起学界、业界的广泛重视。文章对苏州地区95名退休老人日常使用手机社交应用(微信、抖音等)的情况研究,采用线下半结构访谈方法,并参考使用—满足理论,对银发网民在微信、抖音等平台中的社交行为进行考察,重点分析银发网民热衷信息转发并成为无意识传谣者的心理与现实动因。研究发现,在银发网民中,无意识传谣者比重较大,心理代偿、信息流瀑及技术陷阱是其不辨真假大量转发的核心因素,行为背后充满了仪式、从众、失控、冲动等力量刺激。文章由此警醒学界、业界对这一现象和相关群体予以足够重视,并从普法教育、亲情关怀、技术保障等视角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治理对策,旨在呼吁全社会正确认识并重视银发网民的现实需求,帮助银发网民更好地适应网络,在社会层面减少谣言,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四川警方公布一批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2023年12月至今年1月,四川公安机关聚焦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等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依法查处造谣传谣网民33人,清理网络谣言信息743条,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0个。为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作用,坚决维护网络公共秩序和群众合法权益,四川公安公布了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基于性别视角的社交媒体用户造谣传谣和举报谣言行为研究

研究男性与女性用户在社交媒体中造谣(传谣)和举报谣言行为上的差异性,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谣言消解措施。以新浪微博中已被证实为谣言的微博内容为数据源。采用列联卡方检验(Chi-squared test)检验了男性和女性用户在造谣(传谣)和举报谣言行为上的差异,同时通过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对男女用户生成和举报的谣言内容进行了主题分类。结合列联卡方检验结果和主题分类结果,对社交媒体男女用户在造谣传谣和举报谣言行为上的差异进行了讨论。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造谣(传谣)行为方面,女性用户中造谣(传谣)的比率显著高于男性用户;举报谣言行为方面,男性用户中举报谣言的比率显著高于女性用户(=169.426,<0.001)。两性用户均关注国际关系话题,但也存在差异性:男性用户造谣传谣的内容重点聚焦于国际关系方面,而女性造谣传谣的内容还体现在社会安全、食药安全和突发事件方面。在研究结果基础上,为社交媒体运营商提出了谣言消解措施。

何种谣言更具传播力?——谣言内容、传谣意愿与谣言讨论热度

探索谣言内容与谣言传播广度的内在关联,可以使公众只回应具有传播力的谣言,从而避免随意辟谣造成的危害。2012-2015年,本研究在中国10个省级地区调查了2049位居民,并对收集到的1891则有效谣言的评价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正面内容、负面内容、指示或应对措施、知名来源、知名主体、反驳、图片或视频7种内容显著提升过谣言传播力;情色与搞笑内容显著降低过谣言传播力,但情色内容的抑制效应在负面或中性谣言中并不稳健,而搞笑内容在正面谣言中还显著提升过谣言传播力;排外内容只在正面谣言中显著降低过谣言传播力,而暴力内容只在负面谣言中显著提升过谣言传播力,专业知识对谣言传播力产生过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自媒体视阈下大学生信谣传谣的原因及治理对策

自媒体谣言传播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弱化高校网络舆情监控能力、削弱大学生责任感、增加大学生网络思想教育成本。群体趋同性、认知局限性、责任缺失、道德多元化、文化多样化、舆论复杂化是大学生传谣信谣的主客观因素,网络技术革新是大学生传谣信谣的技术因素。自媒体时代大学生信谣传谣治理对策包括: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加强网络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制意识;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构筑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健全自媒体监管机制,构建自媒体管理体系;建立自媒体辟谣机制,"防""控""疏"相结合。

基于投资者注意力的证券市场传谣、辟谣效应分析

文章选取2014—2016年期间141家发布有效澄清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市场谣言"对股价的冲击影响以及官方"澄清公告"的市场反应,并从投资者注意力的角度,分析其对"传谣效应"和"辟谣效应"的反应。结果显示:投资者注意力资源配置量与传谣对股价的冲击正相关,但与"辟谣效应"的关系不明显。

代际差异视阈下老年人信谣传谣动因及其模型建构——以微信场域为例

在中国社交媒体空间,老年人信谣传谣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论文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访谈法与扎根理论研究法对微信场域老年人的信谣传谣动因进行了研究并建构了动因模型。研究发现,老年人微信场域信谣传谣动因并不仅仅是主观因素使然,还包括客观因素,其传谣动因是个体、家庭与社会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老年人康养需求和社交需求越高,谣言传播的可能性越大。媒介素养、教育程度、家庭幸福感和社会信任越低,信谣传谣的可能性越高。研究结果为降低老年人谣言侵害风险提供了思考。

大学生微博(微信)传谣信谣治理实证研究——以广东省高校为例

微博(微信)是各种意识形态碰撞、激荡、交融的重要场所,是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争夺阵地在网络上的延伸。通过对广东省内20所高校大学生微博(微信)传谣信谣的现状进行调查及成因分析可以发现,微博(微信)谣言在大学生中传播削弱了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力及主阵地建设,弱化了大学生的政治辨识能力及道德伦理认知能力,因而加强"微"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加大高校网络法制管理,加快高校"微"文化建设,正确引导大学生识谣辨谣,提升大学生的政治是非识别能力,十分必要。

新型社交网络谣言传播演化模型研究

依据动力学建模的思想将社交网络用户分为4大类:未接收谣言用户,接收未处理用户,谣言支持用户和谣言反对用户。基于平均场理论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提出一个新的网络谣言传播动力学模型。通过对模型动力学性质的分析及数值仿真实验,分析得出网络谣言传播规律,明确谣言处于何种状态下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及如何通过对具体因素进行控制来快速平息谣言的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信息过载、负性情绪与无意传谣行为的关系

为探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信息过载与无意传谣行为的关系,以及负性情绪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信息过载量表、负性情绪量表和无意传谣行为问卷对162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新冠肺炎信息过载、负性情绪和大学生无意传谣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负性情绪在信息过载和无意传谣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可见,信息过载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无意传谣行为,还可以通过负性情绪间接地影响其无意传谣行为。

大学生应该坚定理想信念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也使网络环境难以规范化，以至于开始给人们造成诸多的困扰，网络谣言就是“代表物”之一。其负面影响所及，不仅损害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和公信力，而且还超出虚拟社会的范畴，冲击现实社会生活，在社会心理层面投下层层阴影。大学生应该主动净化网络环境坚定理想信念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网络传谣型寻衅滋事的法律适用

刑法学界对网络传谣型寻衅滋事的法律适用存在争议,主要在于刑法解释方法不妥当。网络传谣是起哄闹事在信息网络空间的表现形式。网络空间因其是多数或不特定的行为人可以行为的处所也可以成为公共场所。只有在网络空间起哄闹事引起现实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不能单纯地以点击率、转帖率等作为判断标准。

关系传播视阈下微信家庭群传谣现象探究

随着越来越多微信家庭群的建立,家庭群逐渐成为谣言的集结地。本文试图从关系传播中内容和关系传播两个角度,分析家庭群长辈传谣的动因,借用"文化契约"概念解释家庭群子代辟谣困境,以对话交流的视角提出规避长辈传谣的现实建议。

网络传谣行为在寻衅滋事罪视域下的认定

2013年"两高"颁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信息网络解释》),依其中规定,可用寻衅滋事罪来规制网络传谣行为,认为网络谣言等同于虚假信息,网络传谣行为可视为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可以将信息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的一种类型,属于合理的扩张解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将网络传谣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应当具备主观违法要素,公共秩序是寻衅滋事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对公共秩序没有造成侵害的网络传谣行为不宜适用寻衅滋事罪加以规制。

“恶意传谣”行为入罪的刑事法检讨——从主观事实的证明困难切入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损害商品声誉、商业信誉罪、诬告陷害罪、诽谤罪等的相似之处在于行为人捏造或传播了虚假的信息。刑事实体法对主观要素规定的繁简决定了主观事实证明的难易,将诽谤罪等的构成要件简化为"明知是虚假事实而传播"将给司法证明带来极大困难,"明知是虚假事实而传播"的行为也缺乏处罚必要性。我国刑法理论及立法对诽谤罪等相似罪名的解释和规定选择"虚假性"或"主观恶性"两个标准之一即可。

传统媒体要在破除网络谣言中传递正能量

网络谣言是负向舆论,对社会舆论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网络世界里,"把关人"缺失,而网络上的版主、网络"大V"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且背景复杂,难当"把关人"的重任,导致一些谣言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多年来,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方面积累了积极正面的形象。传统媒体要发挥长处,及时揭示事实真相,正本清源,澄清无根无据的流言蜚语,在破除网络谣言中发挥正能量。

核电企业基层党员如何践行“不信谣不传谣”

本文针对核电企业基层党员在面对谣言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纠正问题的应对策略。认为,自觉践行"不信谣不传谣"才是正确途径。要自觉做制止谣言的"智者",及时关注准确的官方信息,对群众进行正面的引导;要保持极强的政治敏感性,明辨是非,不道听途说,不乱发议论,勇于做谣言的终结者。

治理网络谣言必须亮出法治重拳

公安部7月4日表示,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侦办网络谣言案件1600余起,清理网络谣言信息42万余条,关停或禁言造谣传谣网络账号1万余个,并依法对造谣传谣网民进行查处。近年来,一些自媒体从业人员假借社会热点事件编造传播网络谣言。

捏造、传播网络谣言诽谤他人的刑法规制研究

捏造虚假事实,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这无疑是传统犯罪的网络化,信息网络时代的飞速发展使得谣言以爆炸式的速度传播,其社会危害性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这要求刑法加大对其的规制力度。司法解释中关于“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情节恶劣的,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论”的规定,属于类推解释而非扩大解释。应当依据是否存在严重过错、是否造成严重后果来综合认定造谣、传谣者的刑事责任。司法解释第二条中以点击次数、浏览次数和转发次数来认定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并不合理。应当在现行刑法框架下,关联现有制度规范中对侮辱、诽谤、寻衅滋事等行为的调整间接实现对于网络诽谤行为的规制。

突发事件及网络谣言实证分析——谣言及网络谣言的学术研究述评

谣言与真相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真相是确定的,而谣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或含有不确定因素,似是而非,任何人也不能确定它的真伪虚实。而且谣言总是活跃于非正式渠道,具有“非官方”的性质,以及天然的“反权力”性质。网络谣言具有发端于现实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在网络平台完成爆发的现实介入型与发端于网络的原发型两种类型;一般情况下,现实介入型的网络谣言更具影响力,其传播周期也更为持久。相较于传统谣言,网络谣言呈现出周期短、传播迅速、内容繁多、多媒体联动、钩沉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