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传钞部的特色服务

论文主要论述了半个世纪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传钞部的特色服务,以及传钞部的兴亡。

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的“兴”论特点

本文主要研究许谦在《诗集传名物钞》中,如何界定与诠释《诗经》“兴”体,进而探讨其继承与发展朱子学的特点。许谦延续朱熹的观点,将《诗经》之“兴”分为“取义”与“不取义”二类,然而他更重视前者甚于后者。在“取义之兴”上,他关注《诗经》名物的特性,与诗句兴发之义的关联,并且根据诗中名物的解释,重新检视朱熹对《诗经》“兴”体诗的判定是否恰当;在“不取义之兴”上,除了虚词相应之外,许谦提出“无义兴”的概念。至于在兴体诗中,许谦会特别留意《诗经》名物的诠释前后是否一致,并修正朱熹的看法。此外,针对兴体诗所呈现之含意,许谦除了关注“诗人之意”外,也强调“学者之义”,其内涵主要是根据《周易》的阴阳消长,以及《大学》和《中庸》的成德工夫,进一步完成《诗经》理学化的解释。同时,他尊重王柏和金履祥的说法,展现出金华地区学术一脉相承的立场。

《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

许谦是元代早期宗朱一派《诗》家中的代表人物,其《诗集传名物钞》是众多元代《诗》家著述中取得《诗经》学成就较高的一部。《诗集传名物钞》为朱熹《诗经集传》中的音训及名物训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增益补缺,其对朱熹注《诗》时所出现的讹误也予以了指摘订正。许谦解《诗》新见颇多,值得后人参考。《诗集传名物钞》是元代宗朱一派《诗》家著述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诗经》学价值。

鲁迅与《玉历钞传》

在鲁迅研究中,鲁迅与《玉历钞传》的关系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鲁迅很小就接触到《玉历钞传》,并长期对此书抱有兴趣,不仅对其版本有广泛收集,而且在创作中也留有诸多痕迹。鲁迅在探讨普通民众“因果报应”思想及“灵魂”“轮回”意识时,《玉历钞传》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玉历钞传》中的“刀山剑树”“牛头马面”“阿鼻地狱”等意象,也在鲁迅作品中频繁出现。不仅如此,鲁迅的《智识即罪恶》《墓碣文》等文的创作,与《玉历钞传》形成明显的互文关系。对于鲁迅与《玉历钞传》关系的探究,是了解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创作来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许谦名物训释的另一种视角

名物训释是《诗经》学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以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蔡卞《毛诗名物解》等名物训释为基础,用朱熹《诗集传》作蓝本,关注《诗经》经传义理的阐发,将名物训释和诗义相结合,展示了名物训释的另一种视角。

革新、反叛与理性回归:北山学派的《诗经》研究

朱熹思想盛于东南,金华弟子秉承真传,相沿传习,自成一派,其核心思想乃传承朱子之四书学。该派在《诗经》研究方面渊源有自,其发展经历了研究方法的革新、反叛和理性回归三个明显的阶段,成绩卓著者为王柏和北山学派最后一位传人许谦。他们独特的研究方法在《诗经》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

《説文》“姓”、“氏”義重校新釋

許慎撰著《説文》書於簡牘,其在六朝傳鈔中難免失真滋訛。唐五代科舉用爲試士經典,士子爲應付考試而不免逞臆附加,遂益失原貌。從專業角度對《説文》“姓”與“氏”二字作校勘和詮釋,可以發現:“姓”字大、小徐《説文》互異,即小徐多“因生以爲姓”五字,大徐多“春秋傳”以下十一字,正顯示出唐代士子各自增飾附益的痕迹。“氏”字釋義與姓氏看似義絶無關係,歷代《説文》學者和姓氏學者或比附而異説離奇,或存疑而不作一解。茲從甲骨、金文“氏”、“土(社)”等字形之演變而解“氏”義爲氏族首領手持社主往地上插入之意。它與許慎所説巴蜀方言表面上似無關係,而實質上仍有一種内在的關聯,它是古代不同方言區域對同一個字形的不同認識所致。

《诗经》名物训诂史述略

名物训诂是传统训诂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名物,早期的狭义说法是指草木鸟兽虫鱼等生物的名称,后来又逐步扩大到车马、宫室、冠服、星宿、山川、郡国、职官和人的命名等领域。从词义学的观点来看,名物讲的是一些专名的词义。这种专名的特殊性在于,它所指的对象范围比较特定,而且特征比较具体。在传注体和专著体训诂著作里。

赵星海及其《杜解传薪》考论

赵星海《杜解传薪》稿本残卷是弥足珍贵的海内孤本,该本成书于同治元年(1862)。同治四年(1865),山东巡抚阎敬铭自《杜解传薪》中选出五律38首、七律22首予以刻印,名为《杜解传薪摘钞》,此本流传亦颇为罕见。作为一个较为晚出的注本,赵星海《杜解传薪》为兼综诸注设置了较为复杂细致的体例,其对浦起龙《读杜心解》和仇兆鳌《杜诗详注》的征引数量最多。《杜解传薪》之解杜具有深细的优点,同时亦有明显的主观凿深之弊,但瑕不掩瑜,《杜解传薪》仍不失为一部颇具特色的杜诗评注本,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理雅各英译《太上感应篇》研究

作为《东方圣书》的一部分,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太上感应篇》英译本曾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于道教的认识。通过对这一译本及他的相关著作、文章、手稿等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理雅各首要的关注点在于中国道教思想中“报应说”的转变问题。他认为《太上感应篇》中所反映的早期道教“报应说”与儒家更为接近,不关注死后惩罚;而《玉历钞传》则是佛教传入后受到佛教“地狱说”影响的产物,并进而影响了中国民众。同时从理雅各所用底本、译文和注释来看,理雅各译本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并且受到了清代道教“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

後周以降書學博士“習篆”與明清篆刻改用六國古文的共業

本論文所涉及的《汗簡》《新集古文四聲韵》《集篆古文韵海》三部圖書,爲五代後周以至北宋人所撰寫以鈔本、刻本形式傳世的古代“字書”,書中所載文字,有一個比較不通俗的名稱——“傳鈔古文”,亦即文獻中保留的春秋、戰國以來“六國”所使用文字的字形,是今天考釋出土戰國文字,諸如戰國楚簡、楚帛書文字的重要參考書。揆諸史實、文獻,此三部書,尤其前兩者,在北宋以來曾經是很重要的字書,曾對金石學的興起起過一定作用,而元明以來多爲篆刻家用于文人姓名或吉語印,構成了它對清代早期以前篆刻文字的絶對影響力。三部字書的作者,其中有兩位作者爲五代後周以至北宋年間的書學博士,事關五代至北宋書學博士制度、取向以及文化審美;迨至清代,其中前兩部又分别由兩位著名的版本家、文人篆刻家以精寫刻形式刊行。在傳世的字書與法帖中,它們又是涉及宋代金石學誕生與發展,書學博士制度探討暨清代樸學興盛、碑學以至篆刻學復興的重要文獻,其學術價值可以想見。

颜师古的校勘学

我国的古籍,经历代传钞,难免会出现讹误、衍脱,晋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就说:'书三写,鲁成鱼,帝成虎。'这样就会影响人们阅读,因而需要校勘。我们的古人很早就开始校勘工作了,孔子的学生子夏就长于校勘。据《吕氏春秋·察传》记载,子夏要到晋国去,路过卫,听到有人在诵读史书,曰:'晋师三豕涉河。

唐寫本《周易經典釋文》校議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真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①然自《釋文》成書,歷經唐、宋、元、明諸朝展轉傳鈔翻刻,其去元朗舊貌,亦已遠甚。清儒如盧文弨、段玉裁、阮元、臧鏞等均肆力校勘,雖用力甚勤,而所獲難副,没有隋唐古本可資依據,是創獲不多的主要原因。

《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失误指正——由《酉阳杂俎》中的一则校勘所引起

浩如烟海的古籍在辗转传钞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脱、洐、讹、倒等这样那样的问题,语言工作者虽然竭尽全力,亦难全部清除它们。古籍中的这些未能得到正确校勘的问题,不仅直接影响我们对这些文献的阅读,而且时常会影响辞书的编纂。本文就《酉阳杂俎》中一则未能正确校点的内容.

《四庫全書》元人《詩》類著作提要辨正六則

四庫提要是四庫館臣爲編纂《四庫全書》所撰寫的系列提要文獻,内容豐富。其中經部《詩》類之元人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劉瑾《詩傳通釋》、梁益《詩傳旁通》、朱公遷《詩經疏義》、朱倬《詩疑問》附《詩辨説》及劉玉汝《詩纘緒》諸提要在書名、版本、内容等方面均有問題。通過全面匯總提要文獻、搜集相關資料以及核查諸書版本和庫書,可對此六書提要諸問題進行相對全面的澄清。